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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的困境与改善

一、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的困境

（一）我国目前的调解立法还不完备

目前我国在形式上既不存在一部规制所有调解类型的统一调解法，也不存在针对某一类调解的专门调解法，对各种调解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规中；在内容上，对于调解所涉及的基本问题缺乏普适应、刚性的规定，调解立法在内容上非常欠缺。目前，只有在合同法这类实体法中肯定了调解可以作为解决商事争议的一种独立方式而存在，但是并没有就商事调解的有关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这种立法的状况与国际商事调解的蓬勃发展所表现出的以法律去规制涉外商事调解活动的法制化倾向不符合， 也与

中国国际商事调解的丰富实践不协调。由于调解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确认，当调解与仲裁、诉讼等争端解决方式协同作战时方显

“底气不足”。①调解作为解决商事争议的一种重要手段，需要得到立法的支持，只有通过立法进一步加以确认、规范和具体化，国际商事调解才能在法制化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只有通过调解立

法，把调解过程的全过程纳入到法制轨道， 才能保障调解的顺利

有序进行，这也是与国际惯例接轨、适应争议解决机制新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应首先从立法的角度积极努力，尽快将国际商事调解方式制度化、法规化。

（二）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的普及度不够

尽管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广大人民群众对调解也是

熟悉和认同的，但是我国国际商会的商事调解的知名度还比较低，当事人对其知之甚少。在发生国际商事纠纷时，当事人首先想到的是采用仲裁或诉讼的方式，往往不知道还可以通过更加省时、简便、灵活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且调解观念出现淡薄的趋势，越来越不重视调解，对国际商事调解的比较优势的不了解甚至误解，导致了国际商会商事调解受案率难以提高， 不利于国际商事

调解事业的发展。

另外，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过度渲染法律的刚性原则， 强化

诉权和法律的强制力也导致了国际商事调解的普及度不够。如今，“拿起法律的武器“、“上法庭讨说法”、“对簿公堂”等标题充斥于媒体报道之中。“一旦某个公众关注的民事案件以调解或和解告终，总会给媒体带来许多遗憾和丰富的联想， 一般的

推定是维权者为了利益而做出了不当的妥协或放弃了权利。 ”②

在这种社会舆论背景下，当事人常常会更愿意提起诉讼而不是选择人民调解；进入诉讼后，他们在诉讼中也不会轻言和解。由于对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并存发展、相互补充并没有提高到社会和法律的层面来认识，产生的社会后果就是，无论何种纠纷，不论诉讼适合与否，倡导的、想到的首先就是打官司，讨说法。③当事人所处的法律环境和认识的局限性， 导致了争议双方不考虑

实际解决问题的需要，而直接诉诸法院。

（三）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的程序及内容规范化问题

第一，有关国际商事调解的法律规定不详细、不具体，且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调解机构调解、仲裁机构调解和法院调解都有加强规范化的必要，尤其是调解机构调解，更要在程序方面加强规范。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调解程序，在发挥涉外商事调解灵活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随意性、确保公正性、提高时效性。另外，目前我国人民调解员资格的取得，主要是通过群众选举或接受聘任的方式产生的，并没有一些相应的资格条件要求，这使得我国人民调解的专业性和技巧性都非常差。 调解人员

的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还要通过加强调解人员的规范化、职业化培训，提高调解队伍的素质，使调解员能顺利完成对国际商事纠纷的调解工作。

第二，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及执行力问题。由于中介调解机构作出的调解协议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其性质， 也不

具备强制执行力作为后盾，导致其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并且由于国际商事纠纷的当事人往往处于不同地域，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

的内容很难被执行，当事人不愿选择调解方式，或者虽然选择了，也不认真参与调解、或对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不严肃履行，这大大影响到调解案件的数量和结案率。④

（四）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的理论化问题

二、对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的改善

针对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存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商事调解的立法和实践，洋为中用，取长补短，结合自

身的情况，提出完善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的措施， 推动国际商事调解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一）制定有关商事调解的专门法律，对国际商事调解作出专门规定

由于国际商事争议的复杂性以及民商事调解合并立法时， 总

则部分很难对调解的定义等进行统一，因此我国尚缺乏客观的社会基础去制定一部综合性的调解法。 调解单独立法势在必行，制

定专门的商事调解法律如《商事调解法》，我国在进行《商事调解法》的制定时应树立借鉴国际上关于商事调解的立法以及国际公约、规则和整合本土资源结合起来的指导思想。另外，中国进行国际商事调解的立法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