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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神授”与“君权天授”

—有关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的思考

将君主政治权力的源头追溯到神那里，用神的权威来肯定和渲染君权的神圣至尊，在世界历史上随处可见。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强调这一政治信条的政治文化传统，在中世纪的西欧彰显得最充分，积淀得最深厚。可是，在以往曾经盛行西方并至今仍然为一些中国学人接受的东西方文明（历史）截然对立的学理模式中，西方学者长期强调东方盛行“君权神授”的传统。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著中，除了论述埃及、西亚的情况外，就指出传统中国的“天子”主持神圣的宗教性的祭天仪式，他们“代天行事”，具有“半神权”的地位。另另一位著名学者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则明确指出，中国的皇帝号称“天子”，并不断证明其“奉天命作人君”，拥有无可比拟的超自然的非人格的神秘力量。奇怪的是，他们都不谈中古西欧的类似情况。不过，自上个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史学家逐渐重视并探讨西欧“王权神授”的现象，让我们的相关历史认识得以深化。另一方面，中国的史学家在论证“专制主义”时，常常以“君权神授”的主张来加以佐证。这样看来，十分必要去探究中西历史上的君权神化问题。一、“王权神授”与“君权天授的主张在封建时代，中西社会都盛行神化君权的主张，在西欧，基督教神学家强调“王权神授”；而在中国，儒家传统中也倡导“君权天授”。从表象上看，它们都将君权的源头追溯到神（天）那里，用神权来为君权披上神圣至尊的光环，但仔细辨析，则这两政治理想却大为相异。这主要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一、“王权神授”与“君权天授”的主张1、君权授予者：上帝与“天”作为君权授予者的神（天）的属性、权威，以及社会的相关认知，决定了君权“神化”的程度与限度。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乃创造万物、支配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唯一人格神。中国古代的“天”则是神灵意志、自然法则和（伦理精神（民心）的混合物。西方人对上帝的敬畏与中国人对天的复杂感知，一、“王权神授”与“君权天授”的主张决定了王（君）权“神授”的意涵与维度。2、“授职”与“受命”在基督教看来，教会和国家都是神的机构，教权和君权都系上帝所授。此源于《圣经》（尤其是《旧约全书》（列王记等），从拉丁教父开始趋于理论化，在中古西欧前期，因教会依附于王权，其“王权神授”理想流行于世。上帝专为国王设立了“职位”(Office)，并“授权”给国王使其就职。国王有“上帝的影象(Image)和映象一、“王权神授”与“君权天授”的主张(Reflection)”，是上帝的代表（VicarofGod），是“承蒙上帝的恩典”（bythegraceofGod）来进行统治的“神命”的君主。而在中国，天子乃天之“元子”，奉天承运统治人民，秦始皇传国玺上刻有“受命于天”，董仲舒《春秋繁露》则鼓吹“天子受命于天”。《白虎通义》：“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一、“王权神授”与“君权天授”的主张中西政治文化传统都强调君权源于神（天），但仔细辨析却有着明显差异。西方主张的是，上帝对国王“授职”的一次性与国王职位的终身占有与不可让渡性。12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论政府原理》中就作了说明。暴君也是上帝的代表，终身占有王位。而中国的儒家，强调的是天可“改其元子”，“诛暴君”，亦即强调的是“天命转移”，“汤武革命”。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的《春秋繁露》、班固（32年—92年），的《白虎通义》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达。一、“王权神授”与“君权天授”的主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就提出“天人感应”论来警示皇帝，并且提出了王朝鼎革之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有道伐无道”之说。一、“王权神授”与“君权天授”的主张从上述两个方面看，在理论层面，中西这种文化传统对君权的神化的维度与限度不同。西方更多地是赋予了君主神命之君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二、涂油加冕典礼与“封禅”大典从制度的层面上看，中西神化君权的思想表现为西欧国王即位要举行涂油加冕典礼，而中国皇帝常常借助于“封禅”来为自己蒙上“天命”的神秘光环。涂油加冕典礼源于《圣经》的“旧约”，其中记载的“撒母耳记”、“列王记”等不少章节中，曾经记载了最早的先知撒母尔让希伯来人的大卫为王以取代另一国王扫罗的故事，以及另一先知让耶户为王以摧毁亚哈王朝的故事。其中大卫、耶户等被先知用油“膏”（涂油）头为王的记载表明，在当时的犹太教那里，新王被“涂油”的神秘的宗教习惯，已经具有了“王权神授”的象征意义。二、涂油加冕典礼与“封禅”大典不过，这一仪式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里并没有被保留下来。大约自7世纪始，随着教会势力和蛮族王权的成长与教会“王权神授”思想的传播，涂油礼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