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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

（美）威廉·巴雷特

马修·阿诺德马修

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1802—1888年)：英国诗人、评论家。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在按照我们所具有的最好的行为准则行进方面表现出值得称赞的精力和毅力，但在保证我们的行为准则不是一种愚昧的准则方面，我们可能就不够小心了。这不过是那句老话的另一种说法，即我们的长处和值得赞美的特点是我们的精力，而不是我们的智力。然而，我们还可以赋予这一思想更为普遍的形式，使之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范围。我们可以把这种意在实践的精力，这种关于义务、自我控制和工作的——即根据我们所具有的最好的行为准则而果敢行动的——强烈意识，看成是一种力量。同时，把意指那些归根结蒂作为正确实践的基础的种种思想的智力，那种由人的发展造成的各种思想重新组合的强烈意识，那种理解并尽善尽美地调整各种思想的不屈不挠的强烈冲动，看成另一种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力量看成是对手——对手不是因其本身的性质的必然性而为对手，而是在人以及人的历史中表现出来的——看成是在它们之间划分世界王国的对手。如果要用两个最为光辉灿烂地体现了这两种力量的人类种族为之命名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力量分别称为希伯来文化的力量和希腊文化的力量。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我们的世界正是在这两种影响点之间运动的。有时，我们的世界更强烈地感受到其中一点的吸引，另一个时候则感受到另一点的吸引；世界应当在两者之间和谐而又美满地达成平衡，尽管从未做到。

在阿诺德看来，希伯来文化有时有着一幅过于明显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中期不信奉国教教派成员所具有的留着胡须的呆板的面孔。从那时以后，我们对希伯来人的思想有了许多了解，我们对希伯来文化的图像也复杂得多了。尽管如此，仍然不妨从阿诺德的这段天才而又简明的话开始。这段话非常正确地领悟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以极其简明的语言阐述了它们之间漫长的历史性斗争。

两者之间的区别，正如阿诺德十分清晰地阐明的，产生于行和知之间的不同，希伯来人关心的是实践，而希腊人关心的是知识。希伯来人最终关心的是正确的行为，而希腊人最终关心的则是正确的思想。对于希伯来人来说，人生至高无上的是义务和良心的严格性，而对希腊人来说最重要的则是智力的自发和富于启发性的作用。希伯来人因此把美德视为人生的主旨和真义，而希腊人则使之从属于智慧。正如阿诺德所正确地表述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美德不过是引向智慧的游廊和通道，与之一起，最后才是幸福。”到此为止，所有这一切都很简单也很清楚：形成对照的是实践同理论，具有道德的人同具有理论或智慧的人。但是，阿诺德又继续提出另一观点，而这个观点却是在他的出发点之外的：

“清除无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待事物，并因为按其本来面目看待事物而看到事物的美，这就是希腊文化为人的本质提出的简单而又具吸引力的理想。由这一简明和动人的理想出发，希腊文化，以及希腊文化所掌握的人类生活被披上了某种轻盈舒适的、洁净的、光华四射的外衣。它们充满我们所说的甜蜜和光亮。困难被排除出我们的视野，这个理想所具有的美和理性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思想。”

尽管赞赏这一甜蜜、光亮的理想，阿诺德仍然感到，这一理想可能忽视了人类状况令人烦恼的一面，于是他继续写下去，引用一句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托马斯·卡莱尔托马斯·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年)：苏格兰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

“苏格拉底”，这一格言说，“在天国中非常安详”。希伯来文化——而这正是其神奇力量的源泉——一直全神贯注于在天国中不可能感到舒畅这样一种令人生畏的意识，贯注于从中作梗阻止人去追求或达到苏格拉底充满希望地谈论的那些完美的东西的困难性，就这种观点而言，人们几乎可以说苏格拉底太轻率了。谈论消除无知、按实际认识事物、按事物的美来认识事物，好倒是好，但是，如果有某种东西阻挠、破坏我们的努力，那又该怎样做到这一切呢?

这某种东西就是罪孽。

阿诺德在这里所领悟到的是，在《圣经》中的人的心灵深处，潜伏着某种不安，而这在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们给予我们的关于人的概念中是找不到的。这种不安指向人类存在的另一领域，一个比行和知，道德与理性的对比更为重要的领域。当然，阿诺德力图通过引入罪孽的概念，把《圣经》中的人的这种不安同他的主题，即道德行为同智力文化的区别，联系起来。但是，并不能把在《圣经》当中——例如在“诗篇”和“约伯记”中——人们经验的罪孽感局限于仅同其道德行动有关的所谓个人存在的独立范围内。这种罪孽感充满人的整个存在：就人作为一个软弱而又有限的生灵赤裸裸地站在上帝面前而言，罪孽感就是人的存在。这一关于人的有限性的思想，使我们超越了实践与理论、道德与知识的区别，走向产生这一切区别的核心。

在重新思考阿诺德指出的希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