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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精神实质的先行探索及当代启示

摘要：“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其著作中从内容形式、价值理念、方法论以及思想路线层面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先行探索，为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需要实现文化自信与胸怀天下的统一、问题导向与人民至上的统一、实事求是与守正创新的统一，以“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B0-0;A84;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２３４（２０24）12—００34—０6

2021年在建党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新命题，即“第二个结合”。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①“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推进“第一个结合”基础上开辟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标志着我们党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创新达到了新境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程中，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先行性探索并作出开创性贡献。本文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四本经典著作为考察对象，通过文本解读揭示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贡献，对于新时代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意义。

一、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先行探索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的先行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合”思想与“传统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实践过程中的必然要求，并与毛泽东自身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密不可分。

（一）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合”思想与“传统文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为毛泽东探索“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石。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合”思想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向来反对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和运用其理论，“我们不主张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①。恩格斯也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②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传统文化”的观点为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合理运用传统文化提供了原理上的支撑。在理论视角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基石，从生成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多维度理解“传统文化”的整体逻辑和基本原则。文化建立在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并对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给予一定影响。因此必须重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观念的上层建筑，不同时代的文化不会因本时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而被阻断，马克思阐明了社会传统的继承性特征，认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③因此，文化虽是具体的存在，但它不能脱离过去的传统。毛泽东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先行探索。

（二）实践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从实践要求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从“结合”的必要性来看，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起到指导作用，这里的“具体实际”包含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实际，自然也隐含了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融入与之迥异的中国社会自然要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何以能够真正实现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结合，其关键就在于能否真正融入中国的文化环境，成为具有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马auDXuP42Wu41BdseaQeZ+wKNnDV1xMZzLxu51ixwgSU=克思主义要解决近代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必须要首先在中国落地生根，被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接受和掌握。从“结合”的可能性来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其实践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必须与时俱进地汲取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特质，在悠长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共生，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天下观等层面也存在着高度契合性。可见，性质与内容上的会通使二者的结合共生具有了内在规定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