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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相传：儒家政治哲学生命力的内生与发展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创生发展已然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这之中就包含儒家民主政治现代性的生发。从古代儒家“民本”政治哲学思想到现代新儒家张君劢的“民权”政治学说，再到当代儒家“民主”政治哲学发展路向，这三者之间本身就内蕴着起-转-承的关系。因此，我国当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是在坚持民本相传核心理路的基础上，从现阶段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出发，同时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有益成分，由民有、民享转型为民治，从而探寻“德法共生”的新生之“道”。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２３４（２０24）12—００4６—０5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1］儒家文化当中的民主政治思想具有时代性价值。综观我国古代、现代、当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虽然各个时期的名称不尽相同，但内蕴却具有一致性。有学者指出：“中国五千年来之政治思想，实为一气呵成，可将其作为一部图书来看，因其无非发挥一个‘民’字，故全部得称为‘民学’。”［2］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保证传统儒家民主政治思想在民主政治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继续彰显作用，最终促进当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古代儒家：“民本”政治哲学思想溯源

（一）先秦时期：儒家三贤的“仁、民、礼”民本思想

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孔、孟、荀三圣。

首先，在孔子那里，“民本”政治哲学就体现在“仁”的思想中，可以用追溯继承、克己复礼、内仁外圣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追溯尧舜禹的政治思想并加以继承。“孔子的政治理想，以尧舜为其最高向往，因尧舜是天下为公的理想化。”［4］第二，以克己复礼之法平礼崩乐坏之态。从周公时期开始，政治就已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故而孔子所推崇的克己复礼就是为了达天下太平。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对尧舜禹贤能政治思想的深化，就此而新生了“圣”的政治追求。

其次，孟子的“民权”思想。其一，以民为重的“民权”思想。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其二，贤能政治思想。在孟子看来，“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下之通义也。”［6］这既反映了孟子的人性论主张，又体现了贤能之士的重要性。其三，以人伦为重的“民权”思想。孟子把人伦放在了“民权”政治思想的重要位置，而这也合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

最后，在荀子那里，“民本”就体现为“礼法”的政治思想。第一，礼法兼治的政治模式。荀子的“礼法”思想是从孔孟的“仁”“民”政治思想中演化出来的。荀子将法治放在了极高的地位，但荀子不主张滥用刑罚。第二，以君主为重的政治思想。在荀子看来，国家的治理必须要有一位贤能明君，由他来治理才能带领国家发展。荀子所主张的贤能明君是一位能为百姓谋福的仁士，也体现出了“君民一体化”的“民权”思想。第三，以人为重的政治思想。在荀子看来，治人比礼法更加重要。［7］

（二）两汉时期：董仲舒的“天人之际”民本思想

至两汉时期，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政治思想在先秦“民本”思想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董仲舒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金耀基有言，“董仲舒守孟子之义，阐明天人之际，以天权限君权，暗伸贵民之旨，此董生所以为两汉儒家之世擘，而为两千年来儒者宗奉不渝也。”［8］董仲舒建构了“天人之际”的政治哲学思想。其一，民从君，君从天，“天人之际”民本思想。其二，法天而治，阴阳调和之民本思想。何为“法天而治”，实则是君承天命，维护好国家发展秩序之道［9］，即君要先正己，后取法于天，再而体察天德。其三，德法兼治之民本教化机制。在董仲舒看来，人性中皆有善质，只不过要经过教化才能趋于圣者。人有善的趋向并不能代表“善”本身，还需要后期的教化。故而，董仲舒提出了兴校和遴选制的政策。

（三）宋明时期：朱熹的“天理”民本思想

至宋明时期，“民本”思想已经出现了萧条的征兆，可以从朱熹的“天理”政治哲学中进行考察。“宋代儒学的整体动向是秩序重建，而‘治道’——政治秩序则是其始点。”［10］第一，以天理为价值基础的“民本”思想。所谓“天理”，朱熹认为，“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11］换言之，天理就是形上学与形下学的结合。而在天理之下，世间万物又皆有理气。第二，以“仁爱”为先的政治秩序之道。因为天理在道德价值层面是一种以“仁爱”为主的价值观，所以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