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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基于中国三十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渠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应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2009年7月20日西安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基本问题由政治经济学生发而成的社会学视角，从权力出发，考察改革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社会经济的几个重要领域之间在不同阶段内所形成的结构关系，以及彼此间相互激发、促生、作用甚至形成矛盾关系的动态机制。权力（power），并非是晚近社会理论在支配（domination）或规训（discipline）意义上的权力，而更切近于政治经济学所说的从国家到市场、从资本到劳动等各种社会经济要素所蕴涵的并能够交互施加影响的力量或能力。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提纲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1978－1989年二、市场与权力：社会分配新体制的确立：1990-2000年三、治理问题与官僚化的双重效应：2001－2008年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1978－1989年（一）计划体制的突破：承包制与包干制1．农村社会结构中家庭地位的恢复原有体制：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暗税”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6000-8000亿）以及连带的人民公社体制（陈锡文，1999）现行体制：“包产到户”的承包制的实质意义：恢复家庭在农村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伦理秩序的核心地位；将家庭关系作为原始积累的结构基础。1979-1984年家庭承包制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为42%（林毅夫，1994）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1978－1989年2．城市中单位制的重建与承包制的尝试单位制的重建：1）恢复中央权力的计划体制，以及科层权力的有效性；2）恢复城市社会结构和分配的单位制基础；3）企业社会化和社会福利化；4）行政原则主导的派系化和庇护主义。承包制的试验：1）渐进改革的总体方针；2）有限度地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经济责任制、厂长负责制、利改税、拨改贷、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包干制）。后果：1）政策利润而非生产利润；2）行政资源配置而非市场资源配置；3）资本社会化而非经济化；4）行政效力而非合同效力；5）权力代理而非产权代理的剩余权。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1978－1989年3．财政包干制与地方分权原有体制：中央的高度集中模式与中央放权的竞赛模式（“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现行体制（财政包干制）：中央政府对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实行以固定基数为基础的承包制度，即定额包干（fixedrent）。后果：1）1984-1993年地方政府总财政收入从59.5%提高到78%，支出从47.5%提高到71.7%；2）政府强力推动下的乡镇企业发展（税制以产品税为主，因此无论企业效益好坏，产值越大政府财政收入越大）；3）地方政府成为公司化利益主体，即厂商政府（Oi,1992;刘世定，199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1978－1989年（二）双轨制的运行：嵌入在集体制中的乡镇企业和单位制双轨制：“双轨制是由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中，中国人找到的天才办法”（斯蒂格里茨）经济学定义：保护和封闭存量，培育和发展增量来推进市场改革。社会学定义：制度运行的双重机制，嵌入二元社会结构之中。集体所有制的模糊产权结构，具有社会运行和意识形态的正当基础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1978－1989年（二）双轨制的运行：嵌入在集体制中的乡镇企业和单位制乡镇企业的集体制：1）政府控制下的土地使用权与资本控制下的自由处置权；2）地方政府权力（公权）与家庭资本或家族资本（私权）的有效结合；3）厂商政府与地方法团主义。国有企业的集体制：1）行政单位制和承包代理制的结合；2）集体制的行政保护和双轨制的价格寻租的结合；3）集体制成为企业社会化的枢纽，亦是国有资产转移的潜平台；4）市场、产权和合同的无效性。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1978－1989年（三）双轨制的终结：市场化改革的先声产权双轨制与价格双轨制的相互渗透，形成了资产的“部门私有化”和地方保护主义，形成了权钱交易的灰色区域（官倒和走私），形成了市场分割，使特权寻租成为最大收益的支点（国有资产流失），使中央政府付出巨额财政补贴的代价，甚至出现了批发价高于零售价的畸形现象。88-89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二、市场与权力：社会分配新体制的确立：1990-2000年（一）政府与资本双重推动下的市场化浪潮1．“经济增长至上”：政府推动下的市场化改革经济增长率：1989-1991：分别为4.1%，3.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