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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资源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对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思考

摘?要：文学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演变，是一个包涵了许多新质的复杂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文学观念的转型。在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有两个方面尤为显著：一是对中国传统文体观的颠覆，一是对儒家道统文学观的超越，这两个方面与当时国内正在勃兴的现代民俗学运动均有一定的联系。由于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扫清了人们对于俗文化、俗文学的偏见，确立了现代的人学观念，因而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得以顺利进行。

关键词：民间资源；文学观念；现代转型；民俗学

文学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演变，是一个包涵了许多新质的复杂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文学观念的转型。所谓文学观念，一般指处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群体对于文学现象的普遍认识，主要涉及文学的本质、功能、文学与作家、与世界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作家的写作姿态、话语方式无不受到特定历史时空中文学观念的制约。正由于文学观念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便自然而然以文学观念为突破点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有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一是对中国传统文体观的颠覆，一是对儒家道统文学观的超越。对于这些文学现象，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多侧重从外来文学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冲击、影响方面寻找原因。不可否认，西方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不过，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本土，将这种转型与当时国内正在勃兴的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联系起来看，便不难发现，后者不但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了这一转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这一转型的最终完成。

一、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兴起

发端于五四前夕的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兴起。1918年初，北京大学的刘半农、沈伊默二人“从提倡新诗，写新诗角度出发，而欲由民间歌谣中得到营养”，提出了征集各地歌谣的建议。这一建议受到了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的鼎力支持，刘、沈二人便联合钱玄同、沈兼士等共同发起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活动，并将他们所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发表于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北大歌谣征集活动发起后，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仅三个月时间“收校内外来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在收到的歌谣中，“由刘复教授选其最佳者，略加诠定”，编成《歌谣选》，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分章发表；未入《歌谣选》的来稿，“亦将不分优劣，依寄到先后，用油印印出，约自五十章至百章为一辑”。

北大《歌谣选》的发表，使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歌俗谣，第一次被大规模地加以征集并刊登在国内最高学府的刊物上，这种做法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扭转了人们对于民俗文化的固有偏见；同时，《歌谣选》的发表也引起了当时学界对于民间文学研究的兴趣，刘半农、周作人、常惠、顾颉刚等一大批学者或通过撰写论文，或通过书信往来，在《北京大学日刊》、《北平晨报》等刊物上对民间文学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不过，歌谣征集活动仅是北大歌谣运动的开始，将这一运动逐步引向深入的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1920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发起歌谣研究会征求会员》的启事，邀请“同学中有研究歌谣的兴味者自由加入，共谋进行。校外有热心的人，也可以由会员介绍入会”。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沈兼士任主任，歌谣研究会便归入国学门，由周作人负责。调整后的歌谣研究会改动了原歌谣征集简章中有违民俗学学理的地方，并于同年12月17日创办了《歌谣周刊》，由周作人、常惠任主编。在《发刊词》中，作者明确提出歌谣征集活动有两大目的：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歌谣周刊》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本是一校的刊物，而竟引起全国各地爱好者，以至苏联、英、美、法、德、日的学者们的注意，购买《歌谣周刊》并通信访问，作文的也不只本校教授同学，甚至印刷工人、学校工友，都投稿写文章讨论。”

《歌谣周刊》的出版使歌谣征集活动的目的逐渐由“文艺”方向转向了“学术”方向，而在当时，我国民俗学田野作业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这无疑大大阻碍了民俗学这一以实地调查为基本方法的现代学术的发展。为扭转这一局面，在原歌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