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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研究论文：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生成与演进

摘?要：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民俗学派当属“芬兰学派”。其贡献之一就是开创了风靡一时的“历史地理方法”，而由此衍生出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不仅是故事学的基石，而且是民间叙事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作为学派奠基人的尤利乌斯?科隆和掌门人的卡尔?科隆父子在进化论与实证思潮的背景下，探索出民俗材料比较研究的学术进路，归纳出《卡勒瓦拉》史诗鲁诺歌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的演进路线。尽管“芬兰方法”曾饱受争议，但在安蒂?阿尔奈等人的继承下仍产生了持久的国际影响，今天重估芬兰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论价值，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学派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芬兰民俗学；学派；历史地理方法；《卡勒瓦拉》；卡尔?科隆

在《中国民俗学的学派、流派与门派》一文中，施爱东对门派、学派与流派的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他认为，“学派建设的三个要素，一是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科学研究纲领，二是擅长学术经营的学派领袖，三是学派成员自觉的共同体意识。”可见，学派的建立与发展对于一个学科的成长壮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世界民俗学范围内，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当属“芬兰学派”（FinnishSchool）。其贡献之一就是确立了风靡一时的“历史地理方法”，而由此衍生的“AT分类法”及相关成果则不仅是故事类型学的基石，而且是民间叙事学文本研究一脉的重要理论来源。虽然这一学派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影响深远，也产生了以刘守华为代表，辐射全国的故事学共同体，但是就芬兰学派源流的译介还相对薄弱。

围绕“核心理念、核心人物、自觉的共同体意识”三方面，本文试图扼要梳理芬兰学派的萌发、形成，以至产生国际影响的代表学者及其学术历程，并从当代民俗学发展的视角重估其价值，力求为中国民俗学的学派建设提供一个国际学术史的个案参照。诚然，芬兰学派诞生于一百年前，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但其在理论与方法论构建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活力和前景。

一、从浪漫主义到进化论思想

提及芬兰民俗学，绕不过19世纪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下。19世纪下半叶，以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为代表的一批著作出版，标志着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形成。包括亨利?摩尔根、安德鲁?朗、詹姆斯?弗雷泽在内的一些欧美学者建立了文化人类学史上最早的一个学派。他们看待人类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人类的发展史始终沿着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不断进化、不断发展的路径。这种进化论思想对当时的民俗学者竭力要寻找文本源头的思维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

另外，在实证主义思潮下，民俗学者不再局限于早期如麦克斯?缪勒（MaxMüller）等对于人类神话的大胆构想和猜测，而倾向于对具体的文本和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也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文化之间或民俗异文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不再直接继承于遥不可及的远古文化。他们不再停留于捉摸不定的假设猜想，而是把不同的民俗文本纳入到传播或者进化的法则当中。为此，在这种观念的启发下，学者们将文本溯源的希望寄托到了细致的文本分析。

在芬兰，1809年《哈米纳和约》签订后，芬兰从瑞典王国的领地转为沙皇俄国治下的大公国，从而名义上斩断了与斯堪的纳维亚的700年绑定，并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力。于是，芬兰民族文化的普及和整理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重大契机，这些积累也为1917年底争取独立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础。实际上，在这个阶段，他们才能更多地关注到自己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这个将近110年的过程让芬兰的民族国家建构变得缓和了许多，以至于被称为有积极的一面。那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芬兰的呢？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蕴藏丰厚的民俗资料，他们否定了芬兰未来道路瑞典化或俄国化的两难选择，而提出建设芬兰人的芬兰，即芬兰民族国家的概念，使得具体的、活态的民俗语料的文化价值凸显。

当埃利亚斯?伦洛特（EliasL?nnrot）编辑的《卡勒瓦拉》史诗出版后（1835年第1版和1849年第2版），学界主要秉持的两个研究视角是历史的和神话的，前者认为史诗反映了芬兰民族的历史事实，后者侧重于芬兰民族的神话思维和信仰体系，两者的共同点在于，研究方法上都把史诗文本作为主要材料进行比附和解析。当然，这种研究范式除了囿于时代认识外，也是经典文本阐释的一般做法。至今，三宝磨（Sampo）的原型问题仍是不少芬兰学者的关注点。不过，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思潮下，芬兰民俗学者开始发现他们的《卡勒瓦拉》素材远不止伦洛特搜集的那么多，数量庞大的传统鲁诺歌谣，还有一些咒语、民间信仰里的叙事形式等，不仅在芬俄边境的诗歌之乡卡累利阿（Karelia）异常丰富，歌手众多，在其他地方也不鲜见，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