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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城乡要素流动不畅、城乡产业融合效果较弱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的现实困境。为有力解决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要努力盘活要素，助推乡村资源流转利用；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乡村产业迭代升级融合发展；拓宽发展路径，积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充分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发展是党中央长期关注并给予厚望的重要任务，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政策的一个重大突破，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发展格局，打破城乡之间的阻隔，从历史阻隔走向互动融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城乡等值理念下提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求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党的二十大为城乡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城乡关系大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演进

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我国城乡发展的根本方向，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是指导我国城乡发展的理论基础，结合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出发，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演进，深入剖析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的逻辑前提。

（一）历史逻辑

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城乡发展经历了从城乡对立到城乡融合的漫长探索过程，在城乡关系建设中不断探索新路径、新模式，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维护社会稳定，国家统购统销政策限制了农产品的自由交易，从农村获得巨额资本积累，实现“以工补农”。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城市乡村的不平衡发展初见端倪。其次，户籍管理政策限制农民向城市自由流动，城乡边界开始形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逐渐切断了城乡交流的渠道，大量剩余劳动力留在农村，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差距开始拉大。人民公社体制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强调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农民只享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利于农民发挥生产劳动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导致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多管齐下，城乡二元体制机制形成并逐步固化。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城乡分离的局面，为促进城乡经济共同发展，加快城乡两地之间的联动，我国聚焦城乡发展问题并开始探索新路径，力图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机制障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释放了农业农村生产的巨大潜力，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农村的分配关系有一定调整，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统购统销政策也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退出市场，多数农产品可以自主经营，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开始自由流动，商品流通更加通畅。同时户籍管理政策的不断放开，城乡人口流动恢复正常，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城乡之间人口交往更加密切。

党的十六大之后，我国更加重视城乡经济发展状况，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聚焦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发展问题，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部署。城乡关系由城市优先发展转向城乡并重统筹发展，中国城乡关系进入统筹发展的新阶段。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党的十七大不断深化城乡政策，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战略决策，以城乡发展为基石实现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当乡村事业发展站在新的历史高位上，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把乡村振兴发展提到新的历史性战略高度，成为新时代推进城乡全面发展的新起点。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以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城乡发展问题上，经历了城乡交流互惠、城乡二元分割、城乡互动协调到城乡融合发展各个历史阶段，不断变革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提高社会生产力，打破城乡二元对立局面，弥合城乡发展差距，积极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二）理论逻辑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乡村和城市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的产物。工业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解放了生产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二者协调发展表明城乡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体，“城乡分离与对立给人类带来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