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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研究

一、引言

(1)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投资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中，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流动形式，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具有显著影响。近年来，我国FDI规模逐年扩大，已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之一。然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东道国的实现程度却存在较大差异，这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密切相关。因此，研究东道国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对于提升我国FDI利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2)东道国吸收能力是指东道国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过程中所具备的综合能力。它包括东道国的研发投入、人力资源素质、基础设施水平、政策环境等多个方面。研究表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在研发投入、人力资源素质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3)案例研究表明，东道国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我国为例，近年来，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吸收能力的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逐渐显现。以江苏省为例，该省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和优化政策环境等措施，有效提升了吸收能力。据统计，2019年江苏省FDI技术溢出效应为5.8%，较2010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提升对于发挥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重要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1)在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中，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一方面，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学者们认为FDI通过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例如，Griliches（1990）的研究指出，FDI可以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基于吸收能力理论，学者们强调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在FDI技术溢出中的关键作用。Cantwell和Piscitello（1990）的研究表明，东道国的研发投入、人力资源素质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FDI技术溢出有显著影响。

(2)在文献综述中，许多学者对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Cohen和Levinthal（1989）提出了吸收能力概念，认为东道国的知识存量、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等因素是影响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此外，Teece（1986）提出的动态能力理论也指出，东道国通过持续学习和创新，可以提升对FDI技术的吸收和应用能力。这些研究为理解东道国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

(3)现有的实证研究在分析东道国吸收能力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关系时，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如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例如，Blomstrom和Sjoholm（1999）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FDI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一些研究还探讨了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发现其能够部分解释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东道国吸收能力与FDI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FDI规模、东道国吸收能力、行业技术水平、市场开放度等变量的计量模型。FDI规模采用东道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来衡量，东道国吸收能力通过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高等教育入学率、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等指标来综合反映。行业技术水平以行业人均研发投入表示，市场开放度则以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指标来衡量。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选取了多个数据来源。首先，FDI规模数据来源于各国商务部和世界银行发布的年度报告；东道国吸收能力相关指标数据主要来自各国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行业技术水平数据来源于各国统计年鉴和行业研究报告；市场开放度数据则通过计算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指标获得。为了保证数据的时效性和可比性，我们选取了2000年至2019年的数据，并对部分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问题。

(2)在模型构建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在模型估计之前，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检验，包括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等。此外，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发展水平、政策稳定性等因素。

在数据预处理方面，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和整理。首先，对于缺失值，我们采用插值法或均值法进行填补；其次，对于异常值，我们通过剔除或修正的方式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