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牢狱管理制度.docx

夏、商、周三代关于监狱的管理已无法考证，各种文献只记载监狱的名称，不涉及监狱的管理。正因为资料少，不可考，留人以想象的空间，根据“是古非今”的原理，“三代”的监狱管理是理想中的监狱。至少清朝末年积极推行狱政改革的法学大家沈家本就是这么认为的，他极为向往的是应邵《风俗通义》中记载：“言不害人，若友观之台，若于闾里，言令人幽闭思愆，改恶为善。”认为后来的监狱都把监狱的本意给湮没了。按照他的想象，“三代”的监狱应该是这样的：罪犯在监狱里像游览大观园一样；像很好的邻居一起住居；一心闭门思过，改恶从善。能做到这三条，当然说明那时的监狱管理很好。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设置监狱。《管子·五辅篇》记载：“善为政者，仓廪实而囹圄空；不善为政者，仓廪虚而囹圄实。”囹圄即监狱，表明有监狱，监狱里人少，说明社会管理好；监狱里人多，说明社会管理不好。这里重视的是社会管理，而不是监狱的内部管理。后代也一直认可，“囹圄空虚”是有很好的社会政策的明证。

秦朝基本采用“法家”学术治理天下，“刑弃灰于道”，于是“广狱而酷刑”，可见至少从秦朝开始，统治者已经注重利用监狱这一“国之利器”来加强内部的管理。《汉书·刑法志》记载：“秦时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判之。”秦朝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狱体系，监狱的最高管理者称廷尉，廷尉是最高司法长官，管监狱只是职责中的一部分，地方上监狱当然归郡守、县令管理。我国古代历来刑民不分、刑狱不分，监狱自然不会单独分离出来，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囹圄成市”与“囹圄空虚”形成强烈的对比，秦朝完整的“法治”抵不过“约法三章”，成为短命王朝。

其实两汉基本沿用秦制，中央仍设廷尉，为全国最高司法官，当然兼职最高典狱官。廷尉的职责是管理天下刑狱，每年全国新断狱总数最后要汇总到廷尉；州郡疑难案件要报请廷尉判处；廷尉也常派员为地方处理某些重要案件。有时还可以驳正皇帝、三公所提出的判决意见。廷尉根据诏令，可以逮捕、囚禁和审判有罪的诸侯王或大臣。在监狱管理上，汉朝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制度，对于罪犯的饮食、衣着供应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囚犯不服从管理要受到惩罚，狱吏违反规定也要受到制裁。等级制是必然的，尽管有“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之说，但起码从汉朝开始，不同身份的人犯罪，在监狱所享受的待遇还是不同的，后世一直沿用至今。说明“凤凰”永远是鸟中之王，不管“落毛”与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监狱管理基本沿袭了汉朝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北周开始正式将“徒”刑列为“五刑”之一，由古代的“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变成封建社会的“五刑”（笞、杖、徒、流、死）。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我国监狱管理由早期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

唐朝，中央设有大理寺狱，京师及州、县均设有监狱，据相关资料表明，从中央到地方共有狱吏一万五千人左右。大理寺是中国封建王朝掌管审谳平反刑狱的官署，始设于北齐，隋、唐以后皆沿其制。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专门审核天下刑名，凡罪有出入者，依律照驳；事有冤枉者，推情详明，务必刑归有罪，不陷无辜。它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与囚徒至大理寺复审，按律例复问其款状，情罪允服后始呈堂准拟具奏，否则驳令改拟，曰照驳。三拟不当，则纠问官，曰参驳。其与律例严重抵牾者，或调他司再讯，或下九卿会讯，如屡驳不合，则请旨发落。凡未经大理寺评允，诸司均不得具狱发遣，误则纠之。大理寺审理案件，初期置有刑具和牢狱。唐朝建立了相对严密的监狱管理制度，《断狱律》规定：囚犯应禁而不禁、应戴而不戴或擅自变更刑具，处主管狱官笞、杖刑；给予犯人器具而使之自杀或越狱逃亡者，徒一年。还规定了囚粮、囚衣、入视等制度，如应给衣食、医药而未给，应叫入视而不让入视，杖六十；窃减囚粮而使罪犯致死者，绞。唐朝对囚犯实行分房监禁，有人据此认定这是世界监狱史上最早的罪犯分类记录。《新唐书·百官志·狱丞》记载：“囚徒贵贱，男女异狱。”男犯、女犯分开；不同身份的囚犯也分别关押。此外，囚徒在服刑期间从事劳役也分别男女老幼和罪行轻重，实行区别对待。

对罪犯加戴刑具当然不是唐朝才有的，但至少从唐朝开始，法律明确对刑具有了具体的规定，如《唐六律》规定：“锁长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

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元的监狱管理基本上承袭唐朝的规定，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金朝开始设“司狱”一职，是协助掌管刑狱的官吏。金朝时，诸京留守司司狱一员，诸司狱司司狱一员，提控刑狱。元上都（开平府）、大都（首都，今北京）留守司司狱司设司狱一员，掌囚系狱具之事，总管府司狱司司狱一员。明刑部司狱司司狱六人，管狱吏囚徒，都察院司狱司司狱五人，顺天府司狱司司狱一人，各省布政司、按察使均设司狱司司狱一人，各府司狱司司狱一人。清沿明制，各省都察院均设司狱一人。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