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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韩非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1、苏轼《韩非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苏轼《韩非论》原文及翻译苏轼

原文：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

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

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

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敢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①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②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选自《苏轼文集》，有删节)

(注)①卑：奋勉貌。②礉(hé)：严苛。

译文：

圣人之所以厌恶异端尽力而排的人，不是异端的能使天下混乱，而天下的祸乱由此出现了。

从前周朝衰落，有老聃、庄周、列御寇的人，更为虚无淡泊的话，而对付那些猖狂浮游的说法，纷纷纭纭颠倒是非，而最终归于无有。从这个原则的，摇摆不恰当，因此忘掉富贵的乐趣，而齐了生死之分，这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的人，为了放心而无忧。虽然不是圣人之道，而他们的用意，本来也没有得罪天下。

从老子的死后一百多年，有商鞅、韩非著作，说起治理天下没有比刑名之贤，等到秦国用它，最后在陈胜、吴广的混乱，教化不足，而法有多，秦国用不到，而天下深受其害。后世的学者，知道申、韩的罪，却不知道老聃、庄周的造成。什么样的人?仁义之道，起源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的机会;而礼法刑政的原，出于君臣上下互相猜忌的时候。相爱就有些不忍心，相互猜忌就有不敢。那些不敢与不忍心相结合，然后圣人之道能够保存在其中。

现在老子、庄子论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就像水上的浮萍浮游在江湖却恰巧碰上了。那是因为父亲不值得爱，而你不必忌讳。不嫉妒他的君王，不爱他的父亲，那么仁慈不足以怀，道义不足以鼓励，礼乐不足以化。这四个方面都不值得用，而想把天下安置在没有有。如果没有有，这的确足以治理天下呢?!商鞅、韩非请求为他的理论而得不到，正确地轻视天下而齐万物的方法，因此不敢为残忍而毫无疑问。

从前，孔夫子未曾有一天改变他的话。虽然天下的小东西，也不能不有所畏惧。现在他们看待天下渺小得好像不值得做的，这就是他轻易杀人吗!

太史令司马迁说：“申不害奋勉貌，在名与实施。韩非绳墨，一切事情的真相，第二是非，他非常残酷严苛少恩德，都源于道德的意。”曾经读过而想到的，事情本来就有不相谋而相互感应的，庄子、老子的后面，其灾祸为申、韩。从三代的衰落到现在，凡是用来扰乱圣人之道的人，这些弊端已经够多的了，而不知道他的下落，为什么他不为他所的。

苏轼《韩非论》

2、苏轼《论范增》原文及翻译译文

苏轼《论范增》原文及翻译苏轼

原文：

汉用陈平计，问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蚤耳。

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乎!”《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增之去，当以羽杀卿子冠军①时也。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②也。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