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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教联体”创新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机制

摘要学校、家庭、社会是协同育人的“三时空、三主体、三情境”，优化育人体系要求三大系统形成“教联体”。当前家校社协同育人仍存在责任边界模糊、沟通机制阻滞、育人共识分歧等困境。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学校、家庭、社会育人空间区隔，教养、教育、教化育人关系异化，生活、生命、生存育人资源耗损，经验、知识、实践育人环节脱钩等是影响“教联体”建设成效的“潜变量”。基于此，可以采取激活社会教育力的共时影响机制、建立公平与最优化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悦纳差异性优势互补的话语沟通机制、包容空间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跨界合作机制等路径提升“教联体”建设实效。

关键词“教联体”；协同育人；实践机制

引用格式钱洁.依托“教联体”创新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机制[J].教学与管理，2025（02）：6-10.

义务教育协同育人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学校和社会（尤指校外培训机构）在相互协调、通力合作、同向而行中发挥育人合力[1]。协同育人本质上要求构建起一个以学生为中心、以学校主导、以家庭与社会共在共生为样态的交互式合作体系[2]。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没有标准的固定模式，它是能够将三方联系起来服务于育人的常态合作体系[3]。学术界广泛探讨了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建设问题，文献研究显示，家校社协同育人领域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理论研究、现状与问题研究，以及对策研究方面，并呈现快速发展的势态[4]。从家校合作到家校社协同育人，其焦点问题始终是家庭、学校或社会的责任和边界问题。“教联体”作为中国特色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机制，是解决当前学生健康成长问题的重要举措。

一、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困境表征

“嵌入”的概念表征各个因素结构对称、紧密联系、协调发展，是符合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的关系范式，但在落实过程中仍面临责任、互动、共识等多重脱嵌，与“教联体”要求的“人人、事事、时时、处处”育人合力还存在差距。

1.三维话语中的责任边界模糊

话语有助于建构社会身份、主体地位、各种类型的“自我”、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知识和信仰体系[5]。哈贝马斯认为，话语存在两种形式：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6]。冯建军提出了由理论话语、政策话语和实践话语构成的“三维”话语体系[7]，他认为自上而下是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我国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育话语同样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引导下将理论话语转化为以党的教育方针为主导的政策话语，进而转化为育人实践话语。从当前来看，三维话语的权重并不均衡，政策话语较为凸显，实践话语生成式微。

由此带来的最直接问题是教育责任主体的话语分配失当，学校教育积极贯彻协同育人政策、方针，释放协同育人的主导话语，家庭教育处在茫然、适应、平衡、转化的过程中，尚未形成独特的教育话语和家庭文化，社会教育有待充分发挥协同育人的支持效应。

2.二重逻辑中的沟通机制阻滞

学者普遍认为双向沟通机制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困境之一，原因既在于教师、家长的意愿、能力不强，也在于沟通中的地位、话语权不平等。除此之外，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教育话语的逻辑差异。每一个家庭的言语和行动符号都经过经验编码，只有家庭成员才能互相解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私人性。现实中，家长并不缺乏教育经验，而是无力把自己的经验上升为相关理论，经验只能自在于各种生活实践之中。

有学者提出，学校作为象征标志，和教师作为专家系统是家庭教育离场的两种“脱域”机制[8]，学校教育话语与制度化、合法化、专业性的精致话语体系相对应，遵循的是科学编码的专业话语逻辑。这种话语体系因遵循普遍性逻辑而对其他教育话语产生区隔、漠视，导致家庭教育话语不断失落自己的经验性、情境性特征和非科学化的实践机制，进而依附学校教育话语。家长心甘情愿地让渡教育代理权、话语权，造成了家庭教育话语与学校教育话语的位序差别。

3.一对矛盾中的育人共识分歧

育人共识影响育人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育人共识即是围绕“培养什么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达成的共识性理解和一致化行动。现实中仍有46.6%的教师认为协同育人的障碍是与家长的教育理念不一致[9]。

对协同育人主要矛盾的把握是育人共识分歧的另一个表现。已有实践话语中面临的一对主要矛盾是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于是，学校教育是否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家庭教育是否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支持成为了教师和家长互相评价两种教育形态的依据，也变相成为教育主体之间互相指责的焦点。这是一种误读，因为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看，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协同育人的根本矛盾不是将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进行话语分配，而是解决所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相契合、相适应的问题[11]。

二、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问题根源

从空间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空间不仅是地理和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实践”。亨利·列斐伏尔的“三元组合概念”可以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