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税收的形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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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税收制度既借鉴了西方税制，同时也源于古代中国的税赋制度。尽管税、赋古已有之，但“税收”一词的出现则较晚。据考，首次使用“税收”一词是贾士毅老师在1916年所著的《民国财政史》一书中，意为“税的收入”。在“税收”一词正式出现之前，我国古代表示“税收”之意的词语主要有“税”、“赋”、“役”三个。“税”主要有三种形式：以人丁为主的人头税（丁税），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调），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租）；“赋”主要有“田赋（土地税）”、“算赋（人头税）”、“关市之赋（商品交易税）”、“山泽之赋（物产资源税）”等；“役”主要指以丁男为主的徭役和兵役等。其他关于税收的用语基本上是从上述三者衍生或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税、赋、役的演变与融合，体现了税收制度的不断发展和日趋完善，同时也体现了作为纳税主体的“人”不断从税负中得以解脱，成为相对独立、自由的社会意义层面之人的过程，特别是随着“人头税”和“力役”融入“土地税，税、赋、役实现了“三合一”，税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在反映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发展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的同时，也一并体现了对作为纳税主体的“人”的尊重，税之发展的过程，也是人之解放与独立、自由的过程。

税、赋、役的起源

古代的纳税与应役是人们奉政府之命无偿为官府提供物力和劳力，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活动，体现国家同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因此，古代的纳税与应役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国家的产生，二是社会剩余产品的出现。

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物质产品匮乏，人们只能共同劳作，平均分享劳动成果，既没有剩余产品，也没有社会等级、阶级和国家，不具备征调税赋劳役的条件。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公社阶段，人类渐渐艰难跋涉到文明社会的门槛之前。氏族公社具有公有和私有双重性质，当时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基层组织单位，在公有制的躯体内，私有财产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初现萌芽，公共权力初步形成。这时，为了维持公共权力机关的活动，满足公共事务的需求，开始出现税赋力役的雏形。不过当时“税赋”表现为力役形式，即公共耕种公有地。这从我国民族学资料中可以得到证明，例如：云南省西盟佤族的某些村寨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仍然生活在氏族公社中，为了支持村寨公共事务（如祭祀、防御外敌入侵等）开支，他们除了由各个家庭自由献纳以外，主要和稳定的来源是依靠共耕所得，即开一片荒地，由各户出劳力义务耕种，收获归村寨公有。随着村寨中贫富分化的加剧，富者渐渐控制了行政管理权力，并逐渐把自由献纳变为按户摊派固定的数额，这便是税赋的雏形。

国家诞生之后，为了养活大批的军队、官吏以及满足公共需求（如：兴修水利、城堡和道路，救灾等），必须筹集经常性的、固定的经费，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特征的税赋力役便随之产生了。存活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的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尚书·禹贡》开宗明义地写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说的是大禹在治理水患过程中，把天下划分为九个州，根据各州的财力和物质产品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贡赋物品。《史记·夏本纪》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以上两种说法，都把中国古代税赋力役制度的起源追溯到夏朝的创立者禹，基本符合中国历史上国家和税赋力役起源的客观事实。

赋役是“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国家的存在又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这就赋予了古今中外任何国家课征赋役以正当性和必要性。这就意味着纳税应役是普天之下编户齐民对国家应该承担的一项义务。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诸多论著用“剥削”一词定义中国古代赋役的性质。明末起义领袖李自成曾以“不当差、不纳粮”为歌谣，发动不堪苛重赋役的广大农民起义，然而，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之后，仍然要向百姓征收税赋。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之处曾提出“不要钱漕”的口号，然定都南京之后，却因“兵士日众”，要百姓“照旧缴粮纳税”。如何解释古代农民起义政权这种税赋政策的改变？有学者主张“中国古代的赋役是封建剥削”这一观点，遂以“农民政权封建化”加以解释，其实不得要领。如果以“剥削”性质去否定古代国家的征税调役，必将割断古代国家税收与近现代国家税收之间的历史联系，从而无法解释近现代国家税收的正当性，无法解释依法纳税为何是近现代公民之于国家的一项法定义务。只有理性地承认古代国家征税调役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税赋制度和劳动人民纳税应役这一社会行为，更加深入地区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中国古代的纳税应役哪些是合理的必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征调赋役的合理程度应该如何界定？国家对经济收入不同的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如何区分他们的赋役负担才相对合理？中国历代王朝所征调的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