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关于自由的论述.docx

自由是近现代以来令中国人非常纠结和困惑的一个理念。什么是自由?如何理解作为公民意识和核心价值观的自由?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反思和总结中国传统自由思想的基础上,给予进一步澄清和阐释。

在中国传统正统思想中,“自由”一词主要被从否定意义上来理解和定位,指称一种与正统思想和正式制度相反对的个体态度或行为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自”与“由”出现较早,而“自由”作为一个词汇,大约最早出现于《史记》:“言贫富自由,无予夺。”这里的自由即由自己的行为所致。在汉语原初语境中,自由是一个中性词,指一种与社会习俗、礼仪规范或正式制度无关的个人自在自得的存在状态或随情任性的行为方式。具体说,自由的初义主要有:其一、自由即自在、自得、自适、自乐等个人的内心感受和心态。如杜甫诗云:“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白居易诗曰:“行止辄自由,甚觉身潇洒。”其二、自由即特立独行、不徇流俗等独立人格。严复说:“吾观韩退之《伯夷颂》,美其特立独行,虽天下非之不顾。王介甫亦谓圣贤必不徇流俗,此亦可谓自繇(由)之至者矣。”其三、自由即自给自足、悠闲自乐的生活状态。孙中山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日出而作》歌,称作“先民的自由歌”。毛泽东在其1913年10月12日听杨昌济所授修身课的笔记《讲堂录》中也提到了《日出而作》歌,并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写道:“中国固自由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但是,就总体而言,在中国传统正统思想中,“自由”一词主要被从否定意义上来理解和定位,指称一种与正统思想和正式制度相反对的个体态度或行为。《东周列国志》中宣王斥责臣下曰:“怠弃朕命,行止自繇(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晋武帝司马炎下诏指责王浚“忽弃明制,专擅自由”。在这两个例子中,“自由”(自繇)都具贬义色彩。秦汉以后,“自由”概念的贬义化日益凸显。自由常常被视为散漫放纵、为所欲为、扰乱秩序等等。

可见,在中国古代传统语境中,自由概念具有双重内涵:在“私”的层面即个体生存层面,自由即个人安然自在、恬静自得、悠闲自乐的内心感受、生活态度、人生理想或日常生存状态(褒义)；在“公”的层面即正统思想与正式制度层面,自由即随情放纵、任意散漫、自私自用等态度或行为(贬义)。

正统思想和正式制度的否定,使传统自由思想向内向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心性自由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正统思想和正式制度把自由主要视为一种私人任情随意的态度或行为,这便使得在传统社会语境中自由成为一个更具修辞色彩的边缘化词汇,进而导致传统自由思想的内向化发展,即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传统语境中的自由更多的是一种“无关系的自由”,即一个人在人际之外、规矩之外、制度之外的自在自得。这种“无关系的自由”与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相伴生、相契合、相融通,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心性自由思想。

儒、道、释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三大主干,它们虽各有特色,但“三教归一”,都把“心”视为自己的内核和精髓。儒有“人心”、“道心”、“良心”、“养心”,道有“心斋”、“灵台心”,佛有“三界唯心”、“万法一心”。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尽心知性而事天”,老子的“虚心无为”,庄子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的“心斋”,禅的“自心即佛”的“心法”,都在一定意义上参与促成了中国式的心性自由理念。

心性自由思想蕴含一种关于人的自我发展辩证法。一方面,人的自我有善性,趋于一种终极性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境界；另一方面,人的自我又受欲望、激情、情感等的奴役。与人的善性相比,人自身的欲望以及世间的诱惑是对人的更大考验。白居易诗曰:“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自由就是解脱,解脱各种内心的枷锁。心性之学把“内在超越”作为解脱枷锁的根本之路,通过“内在超越”,人回到自己的“内心”,不断发现、塑造和完善自己的人性,最终成为精神自由的人。心性自由思想主要涉及的是人性的存在、人的个体性与个体自身及其超越性和道德完善等问题,因而,它总体上是德性主义的。

心性自由思想存在内在冲突,它一方面强调“为仁由己”的德性自由；另一方面又以“五伦”为坐标,要求个体“安分守己”

中国传统心性自由思想彰显了人的道德自觉、道德自主、道德自律等道德自由精神,成就了一大批传统社会所需要的圣贤君子,推动了传统社会道德的发展。其历史积极作用和现实借鉴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缺乏外在制度法规等的保障,传统心性自由思想在其现实性上,发生了某些变异,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这种心性自由或者变异为自我作践的“心奴”,或者变异为随波逐流的“任性”,或者变异为玩世不恭的“放纵”。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自由“是没有必然性的抽象自由。这种假自由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