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产业链现代化的研究.docx

国外学者对产业链现代化的研究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化遭遇重大挑战。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及全球化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西方学者普遍承认，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化带来了强烈且持久的冲击。西方国家的内顾政策致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疫情放大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包括分配不均和资源占有差距扩大、保护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再度崛起、全球市场脆弱性凸显，而俄乌冲突也给全球化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部分西方学者依然认为，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前进方向不会改变，而且数字化、区域化等特征更加明显。他们还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应该放弃全球化，而是应重塑与再造全球化，引领再全球化的发展。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逆全球化；再全球化

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化进程放缓。为了控制病毒的扩散，各国纷纷采取限制性措施，世界经济贸易活跃度大幅减弱，全球供应链断裂，跨境人员流动静止，失业率飙升。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影响犹在，而俄乌冲突更是让全球化发展雪上加霜。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当前全球治理和商业运营中的很多弱点。从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治理等多角度看，如果将全球化发展视为一条弧线，那么疫情期间，全球化已经过了峰顶期（PeakGlobalization），正在走下坡路。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指出，后疫情时代，世界将不会与之前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当然，也有西方学者认为，“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化会进入逆全球化”的这一分析过于简单。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化至今仍保留着动力。那么，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面临哪些挑战？逆全球化有哪些表现？再全球化如何发展？西方学者针对上述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对西方学者针对以上问题的分析进行梳理与评述。

一、近年来全球化的“逆”表现

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之广、影响时间之长实属罕见。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多边主义受到重创、全球供应链濒临断裂，严重衰退的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极端民族主义者高喊反对移民，保守主义者夸大保护政策的作用，认为只有保护主义才能够保障人类安全。如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经济顾问菲利浦·勒格兰（PhilippeLegrain）所言，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保护主义者、民粹主义者、逆全球化支持者的政治礼物。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HowardDavies）认为，在此次疫情的应对中，国际合作深度有限、效果欠佳，一些国家推脱责任的行为一再发生。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分析，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生命灭绝事件都催生了新的历史起点，而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的冲击也很可能是划时代的。他借鉴“公元前（BC）和公元后（AC）”的表述，将“疫情前（BeforeCoronavirus）和疫情后（AfterCoronavirus）”的时代称为BC和AC。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认为，全球化在后疫情时期陷入困境。实现“超级全球化的理想”变得愈加困难，有限度的全球化才是拯救各国经济的有效方式。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大国对抗形势更加严峻，国际权力格局将重新洗牌，中美将成为全球战略博弈的中心地带。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全球化“逆”势动力强劲，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陷入了困境。全球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Held）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和诉求的分野，制度惰性以及制度碎片化使得全球性挑战越来越难以解决。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宣称“美国回来了”。美国通过打造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以及美英澳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来拉拢盟友，强调大国竞争的意识形态根源，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搞小圈子、小阵营的行为完全不符合全球化的逻辑。此外，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马凯硕（KishoreMahbubani）所言，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令人失望，它们不仅在保护本国人民生命安全时无能为力，还严重缺乏全球领导力。从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来看，以每100万人为基数，中国的死亡人数为3，日本为7，韩国是10，而美国高达840，英国甚至达到877。中国等亚洲国家在健康与医疗等领域的健全的机制，使之能够有效地应对疫情的挑战。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亚洲地区展现了竞争实力。相比之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未能保障本国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