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学术史.docx

中国教育源远流长,对教育现象的研究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学记》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研究著作。它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教育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论述了学校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以及教师、学生和师生关系等重要内容。但对现代教育学的研究,我国起步比较晚,还是在清末民初时从西方传入的。教育学科发展到今天,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民国期间;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三个历史时期,北京师范大学对教育学科的发展都起着引领作用。

一、教育学科的发源地

我国最早开设教育学科是在清末,是从西方教育理论借鉴过来的,但是经过了日本“二传手”。1901年王国维翻译的日本学者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是传入我国的第一本教育学著作。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自成立之初,就积极引进国外的教育学课程。学校最早是聘请日本服部宇之吉担任教育学教师,由范源镰担任翻译,课程内容主要是介绍德国赫尔巴特传统教育学派的理论。民国时期北师大开始设立教育专修科,聘请了德国学者为教员,以学习德国的教育理论为主。1920年,北师大建立教育研究科,专攻教育理论,开设了24门课程,有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授法原理、哲学、美学、社会学等。主讲教师都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如胡适讲哲学、蔡元培讲美学、王文培讲教育学、陈大齐讲心理学等,学生毕业授予教育学士学位。第一期毕业生中就有我国早期教育学家康绍言、常道直、薛鸿志、殷祖英等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从此开始,北师大名符其实地是中国教育学科的发源地。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又从美国引进了杜威现代教育学派的理论。1919年到1921年,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在华讲学,曾在北师大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学生常道直根据他的课堂笔记翻译整理出《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其他欧美学者也纷纷来到中国。如英国哲学家罗素(B.Russell)、美国教育史学家孟禄(P.Monroe)先后于1920年、1921年来华,宣传他们的教育思想,对北师大教育学科的建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2年北师大成立了教育研究所,由校长李蒸任所长。教育研究所开展了教育研究,培养了教育理论人才,并编写出版了各科教科书,促进了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

二、苏联教育理论的集散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了“一面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教育界开始学习苏维埃教育学。一方面大量翻译出版苏联的教育理论著作,另一方面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北师大教育系成立了翻译室,李子卓、赵玮、陈帼眉都是当时翻译室成员。北师大从1950年就请来了苏联幼儿教育专家戈林娜来校讲学并作为教育部的顾问来工作。学校先后聘请了十几位苏联专家给各系师生讲学,其中教育系就请了八位。为了传播苏联教育理论,学校办起了大学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班。当代著名教育家潘懋元、邵达成等就是大学进修班学员;我校王策三,东北师大王逢贤、梁忠义,华中师大王道俊等则是研究班研究生。他们直接听苏联专家讲课。当时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主要课本。1956年,苏联出版了凯洛夫新编的《教育学》,也是由北师大朱智贤、邵鹤亭、陈友松、李子卓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随即翻译出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7年3月出版。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教研室以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育系都并入到北师大教育系。一下子教育学者群贤毕至,林砺儒、邵鹤亭、邰爽秋、张怀、邱椿、瞿菊农、董渭川、陈友松、朱智贤以及王焕勋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教育界的名人,北师大更加成为教育理论界的重镇。可惜因为当时学习苏联教育理论,没有能发挥这些老一辈学者的作用,但大家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是非常用心和认真的。王焕勋教授是从老解放区过来的,较早接受马克思教育思想,在学习苏联教育理论过程中,撰写《教育上的三个概念:教育、教学、教养》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解读了苏联教育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概念。1956年,我和周蕖从苏联学习回来,正值全国学习苏联教育学的热潮。我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教育译报》上连续翻译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赞科夫有关发展教育实验的总结报告“论教育与发展的问题”,就是由我和周蕖翻译出来的。

苏联教育不仅在理论上影响到我国的教育学科建设,而且对教育实践也有过重大影响。1953年,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到北京女六中进行教育实习,讲授《红领巾》一课。苏联专家普希金听了这堂课以后进行评议,提出了“上好一堂课”的要求。《人民教育》为此发表了短评。从此“红领巾”教学法传遍全国,不仅对语文教学,而且对各科教学都产生了影响,也影响到教学论的研究。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来看,当时学习苏联教育理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苏联教育强调基础教育阶段要系统学习各学科知识体系,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