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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研究学科体系

第一篇：

1.引言

继承汉代扬雄《方言》首创的求实传统，吸收中外语言学的理论精华，经过百余年来的调查研究实践和学科建设，汉语方言学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话语与理论体系、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具有了鲜明的学科特点。因此，在中国特色的语言学三大体系建设中，方言学具有独特的价值和较大的作为。

2.继承传统，多学科交叉融合

2.1方言学、音韵学的融合与方言语音研究范式的确立

方言语音调查以中古音系统为框架，方言语音研究多结合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制订方言调查表，描写方言音系特点，探求古今演变规律等，都离不开两门学科的结合。由此确定了方言语音的调查框架和研究范式。

《方言调查字表》将《切韵》音系和等韵图相结合，按照中古音的摄、等、呼、声、韵、调六大要素排列3700多个常用字，明确了每个字的音韵地位，并将其摆在一个平面上。这一框架使方言调查者能够以简驭繁，展开方言的横向、纵向比较，发现方言的音系特点。

2.2方言学与汉语语音史的结合

现代方言为古代方言的音系特点、音值特点提供了直接证据，证明汉语史或方言史的某一时期曾经存在过某种现象。如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大量运用了现代西北方音的材料。罗常培（1933：Ⅱ）指出：“我所用的方法，是先拿这几种汉藏对音的材料同《切韵》比较，去推测它们的渊源，然后再同六种现代西北方音比较，来探讨它们的流变。”罗常培先生的研究方法，在汉语语音史文献与现代方言的结合上开拓了成功的路径。在龚煌城、李范文的宋西北方音研究中，我们也看到这种研究范式的成功运用。文献学、汉外对音、汉语方音史、现代方言学在研究过程中深度融合，形成了有效、成熟、极具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拓展了汉语史和方言学的研究领域，建立了一整套概念系统和论证方法，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方言现象的微观演变可以为汉语的历时演变提供直接证据，有助于认识语音演变的机制和过程。比如近八十年来关中方言中发生的双唇音声母唇齿化现象，其双唇音唇齿化的韵母条件、演变的先后次序，与汉语史上的“重唇音变轻唇音”的表现若合符节。对于更加深刻地认识其分化的机制、不同声母分化的先后次序，以及分化后的具体音值，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邢向东2013）。

例外字的解释是方言研究的难题。李荣（1965a：116）把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归纳为6条：1.连音变化2.感染作用；3.回避同音字；4.字形的影响；5.误解反切；6.方言借字。其中的连音变化、感染作用导致的字音例外，是语言系统内部的组合关系、聚合关系所致。此外，汉语中还有很多系统之外的因素，也往往造成例外。汉字字形、社会制度、文教制度、文化心理、行政地理等因素，都对汉语及其方言的发展演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文字特点、文教制度等出发观察它们对语言演变的影响，是方言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2.3方言学与训诂学的结合——考本字与词源学

考本字是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具有汉语特色的词源学。方言本字考证将方言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和学术体系，李荣、李如龙、王福堂、游汝杰、潘悟云等对方言本字、词源考证的方法做了深入阐述，强调考本字中的方言比较和音韵论证：先通过方言比较来确定方言中“有音无字”的口语词的音韵地位，再联系韵书、字书和古代文献中音韵地位相当的字词与该词的语义、语法关系，证明其为“本字”，从而揭示出该词的词源。

3.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中创新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3.1方言语法研究新范式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方言语法研究不断深化，由描写为主向描写与解释并重拓展，发展了方言语法研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方言语法、语法史以及语法化相结合考察的视角，将方言语法放到汉语语法史的整体中来加以观照，用方言口语中的语法事实与历史文献中记录、留存的语法现象相印证，以今方言补文献记录之不足，以文献记录追溯今方言用法之来历，以共时、历时比较的结果探求语法化过程和机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

3.2方言词典编纂、方言词汇比较与特征词理论

大型方言词典、词汇对照集是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往往可以激发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而不同方言之间词汇的比较则有助于汉语词汇学体系的构建。《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综合本（1993—2002）和《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修订本2020）等4部词典，代表了大型方言词典和词汇对照集的3种模式，其编纂实践和相关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方言学、词汇学的学术体系和汉语词典编纂理论。

随着《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的编纂和区域性方言研究的展开，方言词汇比较和方言特征词理论应运而生。李如龙（2001）提出并论述了“方言特征词”的概念及理论：“方言特征词是一定地域里一定批量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