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2025学年湖北省宜昌市协作体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卷.docVIP

2024—2025学年湖北省宜昌市协作体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经典传承对于维系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更好地传承历史上形成的经典依然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论域中的必有之义。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创新实现的，前人经验构成了后续文明进步的前提。经典记录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的感受与理解，成为承载前人经验的主要载体，为人们品鉴历史、思考现实、筹划未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悠久历程上，历代人为了保存经典做出了不懈努力，既有类似铸造鼎铭、镌刻石经以及雕版与活字印刷等典籍传承形态上的沿革，更有孔子整理六经、汉代立五经博士、唐代定五经正义、明代修永乐大典等典籍整理与阐释活动的迭进。可以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息，与历代的经典保护和传承工作密不可分。

现代技术条件下，电子数据的储存方式、检索路径、阅读方式为传世经典的保护和传播带来革命性的突破，不需要再为传世经典的储存及传播产生忧虑，但储存及传播方式的变革对于传承经典来说远远不够。经典的传承并不仅仅是记录和传诵，就像富家的子孙，不致力守护和享用家中的产业库藏中的实际财富，一天天遗忘散失，而终于变成穷人乞丐，却还要傲慢地指着账本，说道：“这便是我家产业库藏的财富！”在“财富”传承中，只知道保护“账本”本身的作用，这显然是荒唐的。就此而言，传承经典是要利用蕴含在经典中的历史经验、普遍智慧，为时代性关怀的解决提供思想资源。

传世经典之所以能够发挥中华文明载体的作用，不仅在于其具有记述性，更在于其中所体现的智慧具有现实的可转用性，即人们可以利用经典作为思想资源解释和应对时代问题。王船山所说“六经责我开生面”，指的就是在经典的创造性阐释中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和文明演进。自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结合各自的时代关怀对经典展开的创造性阐释活动从未停止，于今为盛。

中国哲学是中华文明的内核所在，就传承发展而言，其表达形式多是对经典文献的解读，从文献解读中阐发精微的义理、辨析思想的变迁。比如繁盛的宋明理学中，不同理学家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几乎都是通过对经典进行重新阐释而实现的。当代学者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往往也是通过对哲学史上经典文本、典范人物、学派集群、学脉流传以及概念与命题等的多维阐发而展开的。当然，研究经典并不意味着仅从文献本身出发来推动思想的革新。如果我们仅以典籍文献作为推动哲学书写的动力，即从特定的文献自身出发进行版本次序、文字训诂、辞章结构的解读，那么经典文献的传承、研究及阐释，将与时代性的现实问题无关，而只与个体的历史兴趣有关。众所周知，中国哲学从来都是强调实用的，因此中国人研究和阐释经典不是为了满足思古之幽情，而是致力于推动人们思想文化的革新，而思想文化的革新则以时代性问题为驱动力。

从时代性关怀出发来阐发经典里蕴含的普遍性智慧，其形式虽仍以诠注文本为主，但其实质上已经是新的思想创造了。如朱熹所作《四书章句集注》，虽然形式上是文字笺注，但其实质是朱熹结合新的时代关怀对于先秦经典的新阐发。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经典文献所记录的经验与智慧，不能仅从历史性维度理解，而应该从普遍性问题的维度来理解。王阳明曾对五经本义做了概括式的陈述，认为五经的本义在于展现普遍性的人之本心。虽然五经是历史上形成的固定文本，但并不意味着五经只具有“博物馆”的意义。五经的实质在于普遍性的人心之表达，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性意义。这样，五经就从历史性文本变成了时代性文本。

以时代性关怀来审视经典文献所蕴含的智慧，或者说在文献典籍的支撑上来思考时代性、现实性的问题，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经典文献及其历代注释、诠解本身，为了研究文献而研究文献，而要以时代性关怀为驱动。时代关怀驱动下的经典传承，可以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资源来回应时代问题，无需过分拘泥于特定文献的关联性。而单纯的文献驱动则需要从既定文献本身的字、词、句出发来考究，离开了特定文献和特定语境，相应研究就无法展开。

基于这样的认识，经典文献的研究首要的不是做寻章摘句式的猎奇，而是要利用经典所蕴含的思想资源来解释现实、应对未来。换言之，经典的传承不是历史性的文献驱动、传统驱动，而是要由时代性关怀驱动，以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作为经典传承的发展方向。另外，阐释经典还要有着对人类普遍性事务的关怀和忧患。“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系辞下》）对于生活、社会、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应该构成经典传承的内在动力，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下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