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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备课参考

一、关于作者

路遥(1949—1992)，陕西省清涧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从小被过继给伯父，他曾经务农，并在农村小学做过一年的民办教师，随后又回到县里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边劳动、边工作、边学习，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并尝试着写了一些习作。1973年，路遥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了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他先后来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相继在《陕西文艺》编辑部和《延河》编辑部任编辑。

他创作的中篇《人生》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来还被作者本人改编成了并搬上银幕。长篇小说《》于1991年荣获国内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

二、思想内容

从读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深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部作品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和主人公(如孙少安、孙少平)艰难奋进的个人经历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情感共鸣，那些如梦魇般的生活经历通过一个个精雕细镂的细节描写(如“吃饭”的细节、“揽工”的细节、种种“活人”的细节，等等)勾起有相似经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尤为可贵的是，路遥在创作中始终要求自己“不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不是像“民粹派”“启蒙者”那样“到民众中去”，而是“从民众中来”，他不是为民众“代言”，而是为他们“立言”，他自身的形象经常是与笔下的典型人物形象──浑身沾满黄土但志向高远的“能人”“精人”合二为一。以“血统农民”的身份塑造出从中国农村底层走出来的个人奋斗的“当代英雄”，这是路遥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以扎实可信的细节创造逼真的现实感，这本就是现实主义作品最基本的魅力所在。路遥与其前辈作家(比如路遥极其崇拜的、堪称其“文学教父”的柳青)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书写的不是集体的记忆，而是个人的记忆。无论是孙少安办砖场还是孙少平求学打工，都不再像“梁生宝买稻种”那样是肩负集体的使命，而只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活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个人记忆”一直受到“集体记忆”的压抑，而正是这些被压抑、被扭曲的“个人记忆”实际上构成了一些“流行革命经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的流行因素，但它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自由充分地书写。在《平凡的世界》之前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中，主人公所负载的仍主要是“集体记忆”，只不过支撑这些“集体记忆”的意识形态系统有所变更。《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立意创作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政治斗争一直是这部作品的大背景和情节主线，但路遥有意让他的主人公远离政治旋涡的中心，孙少安、孙少平的成长历程基本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于连那样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个人奋斗的历程。这种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努力使“典型人物”从“高大全”中解放出来，成为既扎根于黄土地、又闪耀着“永恒的人性”光辉的“民间原型”，也使“批判现实主义”批判、抗争的对象从具体的政治制度、社会现实转移到更广义、抽象的生活、命运。同时，也使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生产环境中获得了更广泛的适应性：既以朴实、真实深得读者信赖，又在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的过程中比《白鹿原》等作品顺利。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但能创造出逼真的现实感，还能成功地创造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幻觉。《平凡的世界》里那套扎扎实实的现实描写背后有一种非常光明乐观的信仰：聪明、勤劳、善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书中一个个推动发展的情节安排(孙少安、孙少平不断获得善人帮助，大人物赏识，润叶、田晓等高干女儿“七仙女式的爱情”)都是基于这种信仰，这给了读者极大的心理满足和阅读快感。如果把《平凡的世界》与《人生》做一下比较就可以看到，《平凡的世界》不仅是细演的人生，更是完美的人生。高加林在事业追求和道德背叛之间的矛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式怨愤不平在孙少安、孙少平这里消失了。在他们这里，事业成功与道德完善是一致的。他们是“精人”“能人”，又是最仁义的好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有人认为，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减弱了与现实抗争的力度，有意调和矛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很难解释为什么高加林和孙少平同样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创造他们的路遥会得到读者的一贯信赖。更合理的解释是，不是路遥变了，而是现实生活的基础变了。《平凡的世界》写的是1975年到1985年期间北方农村的变迁史，酝酿、创作于1982年到1988年这6年期间。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土地所有制改革刚刚实行，在饥饿线上挣扎了多年的农民有望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靠政治秩序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开始解体，民间伦理重新确立，勤劳者致富，懒惰者受穷，被农村户口束缚了多年的“能人”“精人”们也有了寻求别的生活机会的可能，高加林的问题有了可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