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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战争诗的几个问题探讨

以战争为题材的战争诗是《》中的重要一类，[1]同时也是《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类别之一。战争诗的种种特点归根结底来源于战争的特殊性。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其它事物相比，残酷的战争确实是异乎寻常，令人惊骇，有的政治家因而称之为“怪物”。[2]与爱所写的爱情，祭祀诗所写的祭祀，农事诗所写的农事，宴饮诗所写的宴饮等诸事物相比，战争诗所写的战争显然要复杂得多。不管那些诗歌的内容如何丰富和深刻，其性质毕竟显得集中而单纯，而战争诗则完全不同，它的性质复杂，内容宏富而涉及面广：不仅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而且涉及到思想、道德、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乃至家庭关系。就人来讲，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士卒，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卷人了战争惊涛骇浪，没有哪个阶层能够逃避开——哪类诗歌能像战争诗那样地面对整个民族和社会呢?由此不难看出，战争诗的特殊性和重要价值。

本文拟从诗歌形象塑造的特点，思想倾向性和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力争对战争诗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战争诗形象塑造的特点

战争诗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各次战争的出征者，即周王朝军队中各阶层人物的形象。这些出征者按身份和地位可以分成以下四类：一是《》中的下层士卒;一是《出车》中的普通将士;一是《六月》、《采芑》、《江汉》中的最高统帅，如尹吉甫、方叔、召虎;一是《常武》中的周天子即周宣王。这四类人从上而下地涵了周王朝军队的整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战争诗准确而巧妙地塑造了他们的形象，反映出他们不同的面貌和内心情怀。其方法除了通过细节描绘和环境气氛渲染之外，还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一般说来，诗歌抒发感情，塑造形象，总是从作者的角度出发交代背景，摄取外物，构成诗歌形象而成。这样写出的作品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内容和结构，而且诗歌形象也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诗经》战争诗则不然，它们虽然有着相同的背景和题材，彼此之间的差异却很大。这是因为它们不是从作者的视角出发去观察环境，交代背景，塑造形象，而是作者隐藏起来，由抒情主人公自己去观察、感受和体验。同时作为一个能动的人，又由他自己去干预客观环境，影响事变的进程，最后在主客观统一中完成形象的塑造。显然，像这样从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而最终形成的诗歌作品，是一个带有浓重“主观”色彩的艺术世界。这就是说，同一场战争，同一个战争进程，由于抒情主人公及其所见所闻和对客观世界影响的不同，最终形成的诗篇也有很大的不同。

《六月》从朝廷重臣和全军统帅的角度来写，自然是站在高处总观全局。写形势抓住总体特点：“孔炽，我是用急”;写出征突出重任在肩：“王曰出征，以匡王国”;写进程反映全局变化：从敌人人侵一直写到“薄伐，至于太原”，即赶走敌人，转败为胜，再现了战争的完整过程。诗歌摄取外物人诗，一无例外地带有全军统帅的“主观”特征。

《常武》写周天子宣王亲自出征，从全国最高统治者的视角去写，由于视角的转换和涉及面的不同，情况则完全不同：诗歌从命将班师写起，自有帝王赫赫气象，为一般将士所不能为。以下写整修装备、警戒动员和提出出征目标，表现出师有名。接着才写战争开始，王师进军，征服徐方，凯旋回朝。其中写王师极有气势，表现出所向无敌的巨大威力;另外，把武力征伐徐淮说成是“惠此南国”，显示王师是宣扬文德的仁义之师。这样就不仅从武事威为上，而且从道义上表现出王师的特征。天子作为一国的象征，势必给他的武装力量佩上神圣的光环。而这正是以全军统帅为抒情主人公的《六月》所不具备的。

《出车》写跟随南仲出征的一般将士，情况与此全异：他虽知“王事多艰”，形势危急，但却没有“以匡王国”的能力，而只能“忧心悄悄”，奉上司之命“城彼朔方”。从他的视角来写战争，则只有局部，而不可能有全局。

《采薇》从下层士卒的视角写凯旋而归则又另有特点。作为一个下层士卒，他的使命主要是奉命杀敌，诗中很少写总体形势和变化过程，主要是表现他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统治者的幽怨以及对于自己不幸遭遇的不平，特别突出的是“载饥载渴”的苦难和“莫知我艰”的孤独。其所见所闻和影响之所及，既不同于《常武》中的天子，《六月》中的统帅，也不同于《出车》中的将士，而是具有他所属阶层固有特点的另一个独特的世界。

可以看出，战争诗从不同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写战争，其结果，同一背景下的同一场战争在作品中却大不相同：或有天子气象，或有全局特征，或专注于一隅，或集中于个人——不同的抒情主人公分别创造了与他相应的不同世界。既然围绕着每个抒情主人公的世界各不相同，我们当然也就可以以它为中介去认识其中的主人。“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为中介才能发现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他的个体性。”[3]战争诗正是根据人与其周围世界的因果关系，通过这个“中介”即围绕人的特定的世界来“发现”抒情主人公，并表现他的“个体性”——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