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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发展之思考

诚然，中医已经毫无疑问的存在了几千年，但这不代表将会一直存在下去。诚然，作为中原汉族人群的主要保健医疗体系，中医发挥了值得肯定的疗效，但这不代表在未来存在一成不变的空间。因为，四维空间在不知不觉的变迁，中医赖以存在的空间轴在逐渐延伸，时间轴在继续延长，所以，在新的坐标上,中医必定会发生新的变化。这变化，对于中医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一代人来说，其变化必定是极为显著的。而当下关于中医的变化，到底对于她的长久发展是否会改变其既定的方向，还是将会有质的突变，我们或许不得而知，但是，随着时间长轴的拓展，终将会一一展现。

是的，在春秋战国年代，在五代十国时期，当战争造成尸横遍野，当黄河泛滥瘟疫肆虐，没有人拷问中医的可存在性，没有人质疑中医的科学性，以及中医实际疗效所依托的理论基础是否坚不可破抑或缜密不疏。实际上，古往今来，中医在中原汉族帝王百姓的时空轴上有着被今人所低估的弥高地位。人们所崇尚的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并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职业规划，出仕失败退而行医为生，而是知识分子满腔热忱报效国家人民的终极目标。如何才能将自己的才能发挥极致？入朝为官，为民请命，或者疗愈病痛，救民生死，都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具有较高技术含量、较高知识层面的职业，而这都是需要极为严谨的行为规范来制约的。也因此，良医得以与良相齐名且流传。

因此，参看近现代史，百余年前，打开闭关锁国的不仅仅是洋枪大炮，还有现代医学，并被冠之以“西医”的名字。以区别于将“和”作为文化中轴思想的中原汉人之“中医”。中医之为“中”，究其根底大概与国人主张“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同则不继”等思想有关。而西学之东渐，在国人近现代思想、学术等领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此之后，西学与东学之比较、考量未曾间断，愈演愈烈，甚至有废中存西之偏颇。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医存废之争曾惨烈如斯。一方面，中医沦为党派之争的焦点、新潮人物“提倡新科学”的反面工具，另一方面，之所以成就中医的理论基础与体系被以还原论支撑的现代医学体系诟病为纯粹的、经验的和不科学的。时至今日，中医学术界仍无法如西医般“科学的”再现诸多证据而难以成就辉煌。

未曾想到的是，随着现代医学的深入发展，虽然，中医仍然存在无以计数的、不可思议的领域和无法证明的论点，中医在千百年前就已经提倡的治疗疾病的方法与原则正逐渐被现代医学所重视。遑论截虐之青蒿，在国人使用千百年后，才被拉斯克奖光顾。单就中医所主张之个体化治疗原则就足以使整个现代医学界噤声。

或许《黄帝内经》所成之时无从考证，所著之人无处探究，古代哲学浸淫的医家们就提出三因制宜原则。由时间、地点、人物组成的多维空间体系传递了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在由时间、地点组成的时空四维组合中，人的体质区别是最重要的。对于先天禀赋、嗜好性情、长幼妇孺等情况的区别对待均强烈体现着传统医学将人作为一个完整、独立个体的尊重与理解。所幸，现代医学在重视获取大量循证医学证据的同时，正日益强调个体化治疗。甚至预言个体化治疗时代到来。虽言过其词，不失为矫枉必须过正。

中医在强调三因制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整阴阳的原则。这也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之一。而辨证论治正是古人个体化治疗的最佳体现。古人以辨为始、以治为终，重视对体现疾病本质“证”的分析。“证”包含了多方面的信息：病因（外感六淫、内伤七情）、病位（五脏六腑、奇恒之腑）、病性（表里寒热虚实阴阳）、邪正关系（盛衰强弱），因而，“证”能更全面、更深刻与更正确地揭示疾病的本质。辨证论治就是把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信息通过分析、综合，辨清“证”之前生今世，确定相应的治则与治法，或服之汤液，或施之针砭。

因此，对于中医发展的思考其实是庸人自扰。首先，引用黑格尔的思想光芒之一——存在即是合理来说，中医发展或存在与否是不容置疑的。中医之所以存在千百年，必有其极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例如阴阳五行，例如整体观，例如辨证论治，例如中药材的分类、采集、炮制及服药方法，例如经络的循行，无不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整理鉴别、去伪存真，所以，中医目前之存在和千百年前之存在具有相同的物质基础。

而中医理论体系中最大亮点、中医理论不断升华的基础，古代哲学思想的渗入，无疑是中医被不断诟病的重要所在。

学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哲学的发展往往先于具体科学的发展并且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而具体科学在脱离哲学之后得以独立。没有哲学，就没有现在的各门具体科学。因此，诟病哲学对于具体科学的指导是非理性的。中医如此，西医亦如此，我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是如此，哲学从其诞生，就对科学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比比皆是。所以，当中医被揪出哲学的胳膊、大腿或者尾巴的时候，请不要惊慌，请不要苛责，这就是发展，这就是广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