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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伦理困局及破解

杨淑萍苏超举朱星辰

杨淑萍（1970-），女，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基本原理，职业教育（大连，116029）；苏超举（1993-），男，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基本原理

朱星辰（1993-），男，辽宁师范大学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基本原理，职业教育（大连，116029）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数字化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数字化管理下的隐私泄露风险；数字鸿沟下地域发展失衡；数字化教育环境下数字暴力现象；教育资源数字化下知识产权纠纷等伦理问题。造成此类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涉及数据收集的广泛性与数据处理的复杂性、数字化转型的不平等性与不充分性、数字监管力量的缺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和共享之间的平衡难以把握等。破解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伦理困境需从制度完善与数字素养提升双重路径切入，通过提升“数字化技术”使用者的伦理意识、以优质均衡的数字教育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完善数字化技术使用中的法律法规监管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共享教育之间的平衡等方式营造高职数字化转型的良好生态，提升高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品质。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伦理困境；数字鸿沟；数字暴力

中图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24）07-0020-06

一、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缘起与内涵

（一）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缘起

（二）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教育数字化转型表现为将数字技术融入人类教育领域，以转变教育的结构形态、运行模式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代表着数字技术与教育活动整合后教育信息化的更高階形式。目前为止，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转换阶段，即将数字技术融入教育管理的各要素和各环节。第二阶段是初步转型阶段，即重组和改造、转换和提升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结构，从工业化的支撑体系转到信息时代的动力结构。第三阶段是全面转型阶段，即全要素、全业务、全流程和全领域的改革，构建教育新生态[6]。而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尚未形成较为清晰和统一的定义，但是总体来说，其在很大程度上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同步相随。从此角度来看，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在高等职业教育内部全要素、全业务、全流程和全领域的运用，是高等职业教育从传统教育模式向数字化教育模式的全面转变。这一过程包括教育管理的数字化、教育方式的数字化、教育环境的数字化、教育资源的数字化等多个方面，最终目的在于形成包容开放的数字化教育生态系统。

教育管理的数字化是指教育管理实现全面的数字化发展，包括人才培养过程、教育组织与活动、教育管理与服务等各类教育应用场景以全新的数字化方式重构[7]。教育方式的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化传统学徒式的教学手段，结合优质慕课、模拟仿真实验等方式进行数字教学。教育环境的数字化是指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教室、实验室和实训室的数字化教学资源配置水平，升级传统技术设备和系统，按需配备高清互动、虚拟仿真、智能感知等设备，打造新型职业授受环境[8]。教育资源的数字化是指利用现代数字技术突破优质高职教育资源的时空分割，以缩小教育资源分布的地区差异，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二、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伦理困局

（一）数字化管理下的隐私泄露风险

（二）数字鸿沟下地域发展失衡

数字鸿沟是指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不同群体之间数字技术使用和获取能力的差异，导致信息和教育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不平等的现象。高等职业教育方式的数字化，能够为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教育手段提供多样表现形式和便捷通道，但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数字鸿沟问题。在高等职业教育方式数字化的背景下，数字鸿沟的表现形式多样且突出，主要包括技术和设备的不平等、数字技能和知识的不平等、数字服务和内容的不平等等方面。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警惕两个层面的数字鸿沟加剧。其一，从数字化技术对教育方式的介入水平看，随着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多种类型智能终端的普及，数字化技术在教育方式介入层面的鸿沟看似正在逐渐弥合，但实际上区域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不均衡，可能会导致教育方式的数字化水平在发达地区较高，而在欠发达地区相对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性地此消彼长，进一步拉大了不同区域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的差距，出现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技术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其二，教育方式数字化的应用与进步需要一定思想观念的引领[10]，教育方式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教育硬件或教育设备的迭代更新，更是以技术理性为引领的一系列复杂方案和文化的转型。也就是说，教育方式的数字化不仅需要基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