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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学说之哲学思想源流考

古代各民族对于世界起源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古印度有地、水、火、风，名曰“四大”，古希腊将水、火、土、气四种物质看作世界万物的四种原质。五行概念起源于中国古代民间常识，人们将木、火、土、金、水看作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

1.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771年）之际的原始“五行”说

史书记载《尚书·洪范》是商朝遗贤箕子回答周武王问王道大政的论说。“洪范九畴”是他治国安邦的九条根本法则，“五行”是其中的首要一项。《尚书·洪范》言及五行，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里所说的水、火、木、金、土，既是人们生活必不可缺的五种物质性的东西，又是自然界常见的具体物质形态，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属性和用途。这是人们在长期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的想象和性质进行观察并反复比较、分析而得出的唯物主义的朴素认识。此时，学说较为简单朴素，是原始的“五行”说，它并未明确提出“五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始基这一概念。但它已从无限多样性的物质世界中归纳出水、火、木、金、土这五种最常见的具体的物质形态，并把它看成是一个相互有关的有机整体，这就为五行是宇宙万物的始基这一概念的形成做了理论准备。而且它认为人们只有遵循“五行”的特性去行事才能成功，这就赋予“五行”对自然和社会的普遍性意义，表明《洪范》原始五行说，虽然其概念是朴素的，粗糙的，尚未经过加工升华抽象了的，却已蕴含有哲学思维的萌芽。但此时这一观念并未被智识阶级重视。

2.西周末的早期“五行”思想

西周末年，随着王室衰微，社会动乱加剧，商周以来维护贵族特权利益的宗教信仰和神权思想也发生动摇。受时代影响，中国西周末期思想家周太史史伯在同郑桓公谈论濒临灭亡的政局时，提出“五行”元素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就涉及到了世界起源问题。史伯用抽象的哲学命题阐明了“物”和“五行”的关系，把具有固定形态的五种元素——水、火、木、金、土看成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这样就使“五行”作为哲学范畴而获得了完整意义。史伯提出的另一个创见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和”与“同”这两个对立的哲学范畴，用以概括事物矛盾对立面的统一现象。“同”是简单的同一，“和”则意味着两种对立面之统一，或是集多种事物的对立面以得一个新的统一。史伯强调“和”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同一则不能创造。每一物都是对立面之合一，而金木水火土是最基本的相互对立之物。在两个对立物中，每一个对立物是另一个对立物的“他”，一事物吸收“他”的成分，才能获得生成和发展。这就是“以他平他谓之和”的观点。如果只有同一种元素“以同裨同”，便要“同则不继”。这是早期的五行学说中以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观点解释事物的雏形。史伯的这一“五行”元素说不但更重要的是用来解释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希望借此学说挽救濒亡的西周朝廷。但是没有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同原始“五行”说一样，史伯的思想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矛盾的进一步的理论探索，有力的冲击了天命神权思想。但是应当看到，虽然能以极为朴素的“土”（“地”）为基础的“五行”物质元素说来说明万物的生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其局限恰恰就在于其局限于“地”的有形态的范畴。

3.阴阳家邹衍与“五德终始”说

邹衍（约公元前305～前240年），齐国人，是先秦阴阳家的后期代表人物与领军人物。他创造性地使用类推的方法，从小物推至无垠，从今世推至古代，恰如《艺文志》中说：“推其极则无不至”，并利用民间知识、信仰，加之自己的想象力，便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土-木-金-火-水”五德终始系统：“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后，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此时的土、木、金、火、水已并非指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对五种物质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同时侧重强调五行之间的相克关系：木能胜土，金能胜木，火能胜金，水能胜火，土能胜水。而所谓“行”者，运行之义也。故而，除了朴素的唯物观外，五行还包含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便是恒动的观念。

邹衍试图用五种物质元素相生、相胜的关系来说明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和阶段性，从自然推至社会，进一步提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同自然界一样，也是按照五行的原理循环转移的。邹衍提出，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他提出五德终始论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警戒有国者的淫侈及其对于天子之位的希冀，这是邹衍历史哲学所在。但后来却被统治阶级利用来统治百姓的思想，陷入了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