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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中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实现新转向

徐平利（1967-），男，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學，比较教育学（深圳，518055）

摘要话语体系是系统存在、价值存在、文化存在和生产力存在，以上特性决定了话语体系的转向具有历史必然性。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教育革命的综合效应生成了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效率运动中转向了效率主义。进入数智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中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从效率主义转向生命主义，这种新的转向要求职业教育回归人的生命本质，营造教育生态系统，突出教育生长特征。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效率主义；生命主义

中图分类号G71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24）09-0008-07

一、问题的提出

首先，本文将论证为什么话语体系的转向是一种历史必然？它的存在特性是什么？然后，论证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成和转向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最后，论证为什么新质生产力要求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转向生命主义？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二、话语体系的存在特性及发生转向的历史逻辑

（一）话语体系的存在特性

在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中，人是语言构成的技术与思想综合体，人类失去语言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海德格尔（Heidegger）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一旦有所运思地寻视于存在之物，便立即遇到语言，语言的交互作用或运动形态构成了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有以下四个存在特性，并共同作用于人类文明的精神和物质形态。

第一，话语体系是系统存在。海德格尔把语言的交互作用称为语言本质在“造访我们，震动我们，改变我们”[1]，这种“造访、震动、改变”生成了话语体系（discoursesystem）。海德格尔引用诗句“话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指出话语体系就是“词与物的关系”，这种关系让世界不至于“沉入一片暗冥之中”[2]。可见，话语是一种具有关系性和功能性的“系统存在”，它体现为语言各项要素的意义、价值和功能，均取决于作为整体系统中的各种关系[3]。换言之，话语体系在本质上是由形式体系和价值体系构成的复合系统。这种话语系统性或语言关系性的思想源自现代语言学奠基者索绪尔，他指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4]海德格尔延续了索绪尔的这一思想，现在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第二，话语体系是价值存在。话语体系既是技术体系和思想体系的统一体，也是形式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统一体。话语体系的价值存在是“关于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的一系列语言信仰”[5]，体现为话语体系的身份建构、知识建构和社会建构，其中身份建构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孟子指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身份不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乃“天下之通义”。在儒家话语体系中，“君子不器”[6]就是价值判断，也是身份判断，它指出凡具有“君子”身份的人，都不能拘泥于一技一艺，不要把自己陷于专门技能的谋生当中。

第三，话语体系是文化存在。话语体系既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体现，文明更强调共通性和普适性，文化则具有差异性和民族性。不同国家、区域、行业和阶层的文化对同一文明成果会有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理论和实践的背后也必然有不同文化的话语体系作为支撑。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所衍生的不同话语体系呈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延续古希腊传统的西方话语体系和延续儒家传统的东方话语体系在身份建构、知识建构和社会建构方面具有差异性；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Redfield）所界定的“大传统”话语体系和“小传统”话语体系彰显了人类文化的两条不同进路。

（二）话语体系发生转向的历史逻辑

从话语体系的价值与文化存在特性来看，话语体系也是一种诠释存在，历史的脚步走在哪里，诠释的逻辑也必然跟在哪里。在语言人类学的意义上，话语体系就是语言意识形态，只有通过诠释才能得到正确把握和理解，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话语体系的价值和文化存在。因此，建构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中国职业教育新话语体系，需要我们从职业教育的中国文化土壤和生命价值体验出发，从意义、内涵、理论、策略等不同角度进行“认识自己”和“关心自己”的话语诠释。

三、从启蒙主义到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成和转向

（一）启蒙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成

在精英书写的话语体系中，历史是由精英创造的，大众只是烘托精英的配角或者工具。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前，只有精英教育话语体系，没有工匠和底层手工生产劳动者的教育话语体系。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宣称，艺匠和劳工属于奴隶身份，奴隶“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人的理智”[10]，因此不能接受“自由教育”。儒家的教育话语体系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