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结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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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一个官职非常特殊：对下，它统驭百官；对上，只对皇帝一人负责。这就是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了。“宰”意为主宰，“相”则有辅佐之意。关于宰相的具体名称在历朝历代都不尽相同：太宰、相、相邦、相国、丞相、大司徒（东汉）、尚书令、中书令、侍中、中书舍人、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等。而关于其职责，西汉的丞相陈平总结的很到位：“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可以说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在封建王朝权力是很大的，但是到了明朝，丞相这个官职却走到了历史的终点，原因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极大的皇帝，他担心相权会威胁皇权。于是，他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胡惟庸谋反为借口，罢中书省，废除丞相及其系列官属，“罢丞相，设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实行了将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就这样被废除了。

内阁成立的根源

废除丞相后，朱元璋将中书省的政务分别归到兵、礼、吏、户、刑、工六部，六部尚书升秩为二品，直接对皇帝负责。这相当于皇权兼并了相权，同时六部尚书也承担了一部分宰相的职责。

朱元璋这么做，当然避免了丞相独大，威胁皇权，但同时也出现了极大地弊端，就是皇帝直接过问六部之事，每天处理的政事是海量的，即便皇帝不吃不喝也处理不完。“政皆独断”造成的后果就是政务丛集于一身的矛盾。据给事中张元辅统计，洪武十七年（1384年）9月14日到21日，朱元璋共计处理内外诸司奏事札达1660件，也就是朱元璋平均每天得处理207件，以致“星存而出，日入而休”仍无法处理好政事。这么起早贪黑的干，都累吐了还干不好。

朱元璋一想，这不是办法啊，即便自己是个工作狂，能保证一直勤于政事，但是他不能保证自己的子孙也这么勤快啊，得想个办法，建立一套制度，既能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又不会像丞相那样尾大不掉，威胁皇权。

于是，深感“密勿论思不可无人”的朱元璋先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设四辅官（正三品），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四个老头子当做他的助手，协助他处理政务，结果只过了一年多，四个老头便以年老体衰、无法胜任的借口相继辞官了。

没奈何，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又仿照宋朝设置了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来协助他处理政务，又设置文华殿大学士来辅导太子，殿阁大学士都是正五品官，但是这时的大学士也都没有实权，只有“协赞政事”的任务，“侍左右，备顾问而已”。

无论是四辅官还是殿阁大学士，都是朱元璋在试图填补废除宰相后留下的空白，以及建立一套保证国家中枢系统正常运转的政治制度的尝试，都可视为内阁制度的雏形。四辅官在明初政坛上只是昙花一现，但是殿阁大学士却逐步形成规模，其“备顾问”的职掌为后世的大学士所继承，并逐步向参预机要的方向发展。

永乐年间为配合翰林学士参预国政的需要，明成祖朱棣专门设立了一个附属于文渊阁的皇帝秘书班子——内阁。永乐初，明成祖特简（指由皇帝不通过吏部，而直接以亲自下旨的方式任命阁臣）翰林学士解缙、杨荣、杨士奇等七人参预军国大事，以奉天门外的文渊阁为入直名号，并在奉天门内东角僻静处增开数间厢房，作为君臣商议国政时的办公地点，号称内阁，以避外廷之名，这就是明代内阁制度的由来。

内阁制度的演变

《明史.职官志一》：“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明成祖虽然成立了内阁，并且了选拔了杨士奇等人参预机务，开始了阁臣参预机务的先例，使内阁从此成为常设机构，但是此时的阁臣成员大多都是正六品、七品的侍读、编修、检讨一类的翰林低品官员，且“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而各部门奏事“亦不得相关白”。终永乐一朝，阁臣的品秩都没有超过五品，职掌也只是“扈从行机营”和“献纳预机务”，但是内阁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机构，已经开始渗入到君主专制的国家机器中。

内阁的地位和权势的显著提高是在明仁宗（年号洪熙）和明宣宗（年号宣德）时期。仁宗继位以后，把阁臣从五品提升为三品，大学士杨士奇等与六部尚书一样都具备密封奏事权。又另立弘文阁由杨溥负责，亲自授给阁印。接着晋杨士奇等为三孤（三孤为少师、少傅、少保，从一品），升尚书，形成“虽居内阁，官以尚书为尊”，阁臣从此时开始成了最为显赫的职位。

从明宣宗时期开始，内阁开始了“票拟”制度，即阁臣草拟对各种奏疏的处理意见，用小条贴在奏章上，供皇帝参考采用。由此阁臣也取得了处理国家大事的实权，利用详审奏章加以票拟的机会压制六部。票拟往往成为敕谕发往全国实行，内阁的权力逐渐加大。“即使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