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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宰辅制度分析研究

摘要：北宋真宗晚年，朝局复杂，权力交接成为真宗晚期政治运行的核心。章献皇后刘氏在走向政治前台的过程中，受到宋代祖宗家法的限制，为取得预政的正当性，刘氏将合作对象选择范围确定为士大夫群体，并最终选择与丁谓结成利益联盟展开合作，驱逐了支持太子直接掌权的寇准一派，最终形成刘氏称制、丁谓掌权的“双赢”局面。?然而，仁宗初年，随着丁谓权力欲的日益膨胀，朝政逐渐被丁谓一派把持，威胁到了手握皇权的刘氏。在“异论相搅”理念的浸润下，刘氏运用王曾等人对丁谓一派进行制约打击。最终，丁谓等被逐，掌握皇权的刘氏成为这场博弈的最终胜利者，并开始构建起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宋代的儒家文化理念，在对女主参政发挥限制作用的同时，也构成了女主走向政治前台的潜在文化基础。一方面，士大夫群体对于“家国同构”政治观念的总体性接受以及儒家文化对于“孝道”的推崇，为女主以妻子或母亲身份代理皇权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女主在这一政治系统中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角色认同，也深刻影响着其行政决策和政治行为，并赋予其维护父系正统的基本自觉。因此，宋代女主称制往往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

关于北宋真宗仁宗之际的政治形势，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讨论。如张其凡、刘广丰《寇准、丁谓之争与宋真宗朝后期政治》一文，着眼于寇、丁党争对宋真宗晚期和仁宗初期政治局势以及政治取向的影响。王瑞来《“狸猫换太子”传说的虚与实——后真宗时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博弈》一文，以“狸猫换太子”传说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传说背后映射的权力斗争和交接问题。张学敏《寇准与真宗朝政治研究》一文，通过对寇准的分析达成对真宗朝政治走向的理解。朱倩倩《宋真宗晚年权力交接问题探析》一文，着重论述寇、丁党争中章献皇后与宦官的参与对政局产生的影响。又如王瑞来《宋代权相第一人——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五：丁谓论》，以丁谓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丁谓的政治行为探讨当时的君臣关系。综上，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真宗晚年寇、丁党争史实的梳理，或者以丁谓、章献皇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物考证。本文则尝试从政治文化视角对刘、丁的合作与博弈进行探析，讨论宋代女主在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和防范的背景下，选择与士大夫群体合作并最终确定丁谓为合作对象的原因；同时，在此基础上厘清刘、丁合作过程以及关系破裂的缘由等诸多细节，以探讨“异论相搅”这一政治理念的具体实践情况，并考察宋代儒家政治文化理念在真宗晚期和仁宗初期权力交接以及女主走向政治前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一、“治内之法”的约束和刘氏的预政可能

“帝疾不能预事”是女主走向政治前台最常见的契机。真宗晚年时常不豫，意识模糊，太子年幼，章献皇后刘氏凭借皇后身份及其卓越的政治素质渐预朝政。宋朝“祖宗之法”的核心在于“防弊之政”，对于宗室、宦官、外戚权力都建立了严格的约束机制，诸如“宗室不得参与机政”，不得与内侍之家联姻，?“本朝皇后之族皆不预事”等等。为取得预政的正当性，刘氏必须从士大夫群体中选择合作对象，而丁谓凭借其突出的执政能力和强烈的政治意愿被刘氏选中，双方展开合作。从刘氏能成为真宗晚期权力的主要承继者，并顺利从士大夫群体中选出合适对象与之结盟，都足以看出刘氏突出的政治能力。

（一）刘氏的出身及其政治能力

在宋代有着严格的“治内之法”的背景下，刘氏作为宋代第一位垂帘听政的皇后，在实现其身份由贤内助向皇权代理者转变的过程中，皇帝的宠爱与信任、卓越的执政能力和老练的处世之道是基础，但其低微出身使得刘氏对皇权看上去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也是一项重要因素。

首先，真宗对刘氏感情深厚。刘氏与真宗相识甚早，但迫于太宗压力曾被逐出真宗府邸，此时尚未登基的真宗仍不愿与刘氏一刀两断，而是选择将刘氏暂时安置，以待时机迎回。太宗驾崩后，真宗登基，刘氏即被接入宫与真宗重聚。同时，刘氏也深得真宗信任。史载真宗曾言：?“今太子年德渐成，皇后素贤明，临事平允，深可付托。”这说明真宗对刘氏的品行和能力都给予了高度认可。

其次，刘氏良好的自身素质也是其涉足政坛必不可缺的条件。史载：?“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本末。”《默记》载：?“章献太后智聪过人。”刘氏在执政之后曾以推恩嘉奖为由，得到宰执大臣的族友名单，并由此作为防止大臣结党的依据，政治手段可见一斑。

最后，刘氏低微的出身降低了士大夫对于刘氏日后称制的警惕。宋代后妃人选在门第方面的要求较前代有所下降。据《宋史》载：?“章献明肃刘皇后，其先家太原，后徙益州，为华阳人。祖延庆，在晋、汉间为右骁卫大将军；父通，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从征太原，道卒。”但据张邦炜考证，刘氏“并非太原刘氏之破落户，而实乃太原刘氏的假冒牌”。刘氏于开宝二年（969）出生，《宋史》中“后年十五入襄邸”的记载与真宗“端拱元年，封襄王”在时间上也难以吻合。实际上，刘氏少年时期就以街头卖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