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2学年广东省江门市部分名校高二下学期期中语文试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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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江门市部分名校2021-2022学年高二下学期期中语文试题

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世间》以“审美理性”为潜流，助推着“理想激情”的道德理想主义大潮滚滚流去。基于此，《人世间》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相吻合的叙事高度。

在“理想激情”高扬的阶段，“审美理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结构作用。《人世间》实现了“审美理性”同“理想激情”和谐相生的叙事状态。“审美理性”的化身不再是梁晓声早期知青小说中形而上的精神力量，也不再是“荒诞”时期解构主义下的宏大价值幻灭。文本中周家一代人以书籍背后的“知识”为精神启蒙的源泉，不断提升其“超我”层面的道德标准。在“文化大革命”现场中周秉义曾直言“我希望咱们周家的后人还能幸运地读到那些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一辈子没读到过这些书是有遗憾的”。就是说，无论是否与“文化大革命”现实社会的逻辑相契合，这一幕幕文学图景不仅同梁晓声早期道德理想主义的基调——“青春无梅”极其吻合，而且更加显露出其对“知识”背后的“审美理性”特有的推崇与尊重。

在“理想激情”失落的阶段，“审美理性”使文本叙事没有回到“单向度激情”“荒诞化幻灭”的老路上去，而是大气磅礴地上升到历经“人世间”磕碰后的超然坚忍的境界。在评论界对遭遇理想失落的周家兄弟的解读中，周秉义被解读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而周秉昆被定义为“好人文化”的代表。但是循着梁晓声“作家”之维的意图投注，遭遇理想失落的周家人便不仅仅是各自文化符号的具体表征，更是寄寓着作者对现实的深刻思考。

作为以往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叙事主体的知识分子阶层，周秉义代表着政治知识分子，周蓉代表着自由知识分子。周家兄妹看似处于理想激情失落的窘境，实际上理想激情的失落也代表着“审美理性”层面各自身份意识的参悟。无可否认，道德理想落空后的周秉义也常郁闷不得志，但其郁闷的根源不在于所谓一己理想的被缚，而在于群体本位的公共理想危机本身。“自己谨小慎微、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多年，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党在周围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却又哪里抵得过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的负面影响呢？这种气馁的话，他无处可说，只能长期闷在心里，甚至终日郁郁寡欢”。以群体忧乐为忧乐的周秉义，又不决然是一个扁平人物。扁平人物是一种类型人物，这种人物性格简单、不复杂，但周秉义的性格绝非单一，反而给人多侧面、立体可感的印象，“审美理性”使文本中的周秉义呈现出不同的性格侧面。

参照“怎样做人”的线索解读梁晓声一生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学创作，《人世间》便不再是既往以“理想激情”为原点，单向度的激情陨落与零向度的激情解构为价值半径的坐标体系，而是以“审美理性”为潜流，并支撑着水面形形色色的“理想激情”的潮起潮落，潮起之际有来自“审美理性”范畴的“超我”价值标准，潮落之际有来自“审美理性”范畴的另一类价值图景的显现，但无论潮起潮落，终究以各种人世向善的形式汇就“理想激情”之河。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梁晓声走出了驳杂的“知青”与“红卫兵”身份认同，在理性领悟的高度上书写共和国浩瀚历史，最终达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文学契合。

（摘编自王潇《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如何价值重构？》）

材料二：

文学作品，作为作家情感和理性物态化了的语言符号系统亦即文本，是以一个多层面的状态呈现在读者的面前的。感性、理性共同构成其内容，共同决定其本质。

在情理构成的区域内，把情、理分别看作两个极点，越是远离中间地带而靠近情极的作品越注重情的表达，愈是靠近理极的作品就愈注重理的深刻，于是文学作品就有了批评家所谓的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分。通俗文学更多地表现常情，严肃文学更多地反映对于现实世界的理性认识。它们共同兼容于现实世界的整体状态之内，这是一个自然存在。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发生、嬗变不可能超越“人本身”的感性和“人本身”的理性。随着文化背景的转换，阅读群体的结构必然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更，文学作品所处的情理的相应位置就产生相应的变动，但文学作品处于情理两极之中依然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文学不能脱离理而存在，也不能脱离情而存在。情与理在文学作品中是对立、统一的。并不是偏重于理的作品只有理，偏重于情的作品只有情，而是在定位于情理所组成的区域内的作品，都是情、理共同作用的产物。我们把定位于情、理所构成的区域之间的文学作品称为正常的存在、挥发状态。而超出了这一区域的文本称为反常状态：在其结构中要么排斥理，要么拒纳情。也即文学作品游离于正常状态之外。

排斥理的文学作品，它所表达的情没有过滤，没有净化，没有理的规范，其中表现的情必然有低俗的成分。它给读者留下的是感官的低层次的刺激，达不到“理中之情”所具有的感染作用。拒纳情的文学作品，它所反映的理，没有依托，没有诉诸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