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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降两档减轻处罚的现状以及辩护要点分析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减轻处罚”情节的处罚标准，为后续刑事案件中的减轻处罚的幅度提供了规范的法律指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通过实践才能将法律灵活运用到每一个案件当中。经过多年的实践反映来看，“减轻处罚”的实体和程序适用存在较为明显的理解差异，导致减轻处罚情节的适用标准不统一，量刑不均衡，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比如当被告人具有单个或者多个减轻处罚情节时能否跨两档量刑、跨两档量刑时是否需要向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等。

一、实践问题：“减轻处罚”幅度不一，且适用程序混乱

（一）实体上：单个“减轻处罚”情节的减轻幅度混乱

1、“从犯”情节，二审法院维持降两个量刑档次处罚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一万元（该处罚为降两档）。

检察机关抗诉认为：被告人贩卖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应当在十五年有期徒刑以上量刑，同时具有从犯情节。对被告人适用减轻处罚，应当在七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

二审法院认定：若对被告人在七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显然量刑过重。原审法院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量刑适当。1

2、“从犯”情节，二审法院基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维持降两个量刑档次处罚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该处罚为降两档）。

二审法院认定：原审判决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致量刑不当。但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对原审判决的量刑结果仍予维持。2

3、“从犯”情节，二审法院改判为降一个量刑档次处罚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九万元（该处罚为降两档）。

检察机关抗诉认为：被告人原本对应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被告人系从犯，对其减轻处罚，应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最低刑不得低于五年有期徒刑，但原判对被告人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违反刑法上述规定。

二审法院认定：原判认定被告人为从犯，予以减轻处罚，依法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即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内予以量刑。原判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系量刑不当。3

（二）实体上：多个“减轻处罚”情节的减轻幅度混乱1、“自首+从犯”情节，二审法院维持降两个量刑档次处罚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四千元（该处罚为降两档）。

检察机关抗诉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即使被告人有多个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也禁止跨越两个及两个以上量刑幅度判处刑罚。被告人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被告人应在下一个量刑幅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未在法定量刑幅度内量刑。

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对被告人所作量刑，符合法律规定，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和量刑均衡的要求，予以维持。4

2、“自首+从犯+犯罪未遂”情节，二审法院基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维持降两个量刑档次处罚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万元（该处罚为降两档）。

二审法院认定：一审判决降低两个量刑幅度对被告人予以减轻处罚，主刑及附加刑量刑偏轻，但基于上诉不加刑原则，对一审量刑不作调整。

3、“自首+从犯”情节，二审法院改判为降一个量刑档次处罚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五千元（该处罚为降两档）。

检察机关抗诉认为：虽具有自首、从犯两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但原判违反《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二个量刑幅度判处刑罚，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轻。

二审法院认定：减轻处罚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现原判跨越两个量刑幅度对被告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当，系适用法律错误，改判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三）程序上：减轻处罚的适用程序不统一

1、降两档减轻处罚的不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一千元（该处罚为降两档）。

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原审法院应当在下一个法定幅度内量刑，对原审被告人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也没有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二审法院认为：原判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在有期徒刑七年以下量刑符合立法原意，并未超出法定幅度，故不需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