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2025学年四川省绵阳市高中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卷.docVIP

2024—2025学年四川省绵阳市高中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如何在文学中发现历史呢？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读诗，如杜甫的《秋兴八首》，首先得知道这组诗写于什么时间，彼时杜甫身在何处，经历了哪些事情，怀抱怎样的期望等等。倘若秉持文本中心主义，把历史背景完全过滤掉，单纯讨论诗歌技法，就很难充分理解杜诗沉郁顿挫的情感了。事实上，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史”，正因为他的诗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抓住这一点是重要的，但这还只是第一层次。如果杜甫真的是拿诗歌当写史的手段，那他也就是史家而非诗圣了。总之，我们在杜甫那里看到的其实是个人遭际与家国情怀的统一，也是审美意境与历史真实的统一。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知道作品中的虚构与真实，从中分出哪些是“应该有”的，哪些是“实际有”的。这个区分不是理所当然的，也并非总是有章可循的，越是有创造力的作品，就越是容易让边界模糊。我们有时会奇怪，研究《红楼梦》为什么不安心研究小说的人物形象、写作手法，而要去追究小说背后的真实世界，把文学研究弄得像文史研究？道理很简单，由文学的虚构世界追溯真实的世界，这是文学批评的自然倾向，那个真实的世界越模糊，我们越想追究，想追究一部伟大的作品究竟是从什么环境中生长出来的。追究到后来，讲虚构的人物总能对应到历史，而讲历史又能时时回到小说之中。也就是说，虚构和真实的界限模糊后，我们很难去准确界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未必总是特定的历史事件，更多的时候是指与作品发生着“历史关联”的“外在世界”。内与外是一种空间性的隐喻，我们不妨想象一栋房子和它周围的环境，表面看来，房子自成一个整体，只要你愿意，可以把门窗都封起来，安心享受屋内的小世界。但是，我们造一座房子，原本就是希望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仅周遭的环境会影响到人怎样设计房子，住在房子里的人也会随时随地与世界保持交流。

事实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就是文本与文本的关系。“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海登。怀特认为，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是由特定的叙述方式，即我们讲述故事时谈论过去的方式所决定的，“对历史恰当的理解绝不应该视其为对过去事件准确无误的记录，历史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结构，是膨胀了的隐喻，是把被报道的事件比作我们已经熟悉的文化中的某些形态……”。简而言之，历史本身就是按照类似文学的规则讲述的故事，文学对历史的模仿不是用语言去描述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而更像是以诗的形式去改写有关这件事情的叙述。

理清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当我们再次面对文学作品时，要敢于突破框架的限制进行解读。而这种限制往往是受到了反映论逻辑的影响。比方我们看鲁迅的《狂人日记》，会觉得它确实是“五四”精神的样板，是绝对意义上的“时代的产儿”；反观《伤逝》，反映的似乎就是“五四”运动退潮期的苦闷——如果你现在写评论，还是这么写一通，那肯定不行。一则，它不过是重复教科书中的知识点，写了等于没写；二则，它没有体现文学与历史的张力，把一个现成的政治史、思想史的叙述直接拿来言说文学中的历史，方法上没有挑战性；三则，它不能激发我们以新的眼光看作品，而是把作品简化为抽象观念，没有体现“重读”的精神。知道鲁迅写《伤逝》时“五四”运动已经退潮，这不是敢于“重读”的起点，只有当强烈地意识到主人公子君与涓生所面临的困境并非“五四”话语所能解决时，“重读”才成为必要。总的来说，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与一般所谓历史潮流保持了一种不同步的呼应关系，他将历史个人化了，也个性化了，读他的作品就是要发掘这种个人化的历史，这样才能读出新意。

（摘编自汤拥华《文学批评入门》）

材料二：

诗词的写作目的与历史叙述是不同的，真实性往往需要服从抒情性与文学文体的惯例。由此可见，诗词中的地理位置能否视为真实的历史存在，需要置于具体的写作背景、参照其它旁证来使用。也就是说，诗词证史的地理维度，具有使用的限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头一句即“环滁皆山也”，但正如郎瑛所质疑的：“滁州四望无际”，不知欧阳修何以云然？这表明，欧阳修在此地创作此诗时，并非真实地对滁州的实际环境进行客观摹写，而是用文学的形式重构了这一环境。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学术界曾出现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有关岳飞著名的《满江红》一词是否伪作的争论，这一争论的起因就是如何看待岳飞词中的地理问题。质疑者夏承焘先生提供的主要证据便是：“以地理常识说，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