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关于史诗起源的理论 .docx

起源理论相对立的是潘采尔的理论，后者认为德国的英雄传说源自童话。

史·奥特朗的著作中专门叙述了古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的起源。他以古希腊、印度，乃至古巴比伦、古伊朗的大量史诗证明了史诗起源的仪式-教权主义理论。这一理论非常独特地将神话-仪式理论和法国著名语言学家贝迪耶关于史诗的观点融合在了一起。贝迪耶认为《罗兰之歌》的基础不是民间抒情叙事短歌，而是寺院的传说以及由寺院加工而成的典籍。

史·奥特朗试图从整体上推广贝迪耶关于英雄史诗的理论。他确信，史诗的始作俑者是祭司，它抑或是仪式、颂歌、咒语的一部分，抑或是在司祭的参与下在寺院完成的，其中掺杂了大量使徒行传的因素。史·奥特朗认为，史诗中英雄的原型都是一些神的化身、祭司的首领。依照他的观点，希腊史诗应源于东方神权国家的寺庙文明；这些史诗的主人公是一些与众不同的圣徒、上帝三体或者古代众神的祭司，而《伊里亚特》最初只是纪念阿波罗神和他栖身的庙宇的一首颂歌。

史·奥特朗得出的结论是：史诗形成于神圣的神权制国家的末期，它是神权制国家向非宗教国家过渡时期的纪录。由此可见，史·奥特朗认为史诗的起源不仅与宗教有关，而且与僧侣文化密不可分。

如果说史·奥特朗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从整体上论证了希腊史诗源于宗教仪式，那么其他几位新神话派信徒则指出史诗中的一些人物及情节直接取自于宗教仪式。例如，米罗在分析希腊英雄的偶像之后得出结论，称阿喀琉斯和奥德赛就是那些死而复生的神灵，或者是

希腊水手中的圣者，而与这些人物有关的故事情节恰恰是人们在春

天举行的庆祝通航仪式的写照。斯盖尔别特勒认为《奥德赛》的基本故事情节源于祭祀睡熊的仪式。此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列维在论述古代世界史诗起源的《悬崖之剑》一书中独出心裁地将新神话派与历史派观点进行了折中。在《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起源问题上，他仍站在历史派一边，认同查德威克兄弟关于“英雄时代”的观点，尽管他承认在这些史诗中存在神话性质的“次要”内容(如阿喀琉斯的身世和作为神祇英雄替身的帕特洛克罗斯的死亡)。

在诠释《奥德赛》、《罗摩衍那》、《吉尔伽美什》这些作品时，列维已经开始运用神话仪式理论，并且把这些史诗归入一个特殊的

范畴，即寻找型史诗(均是寻亲之行，例如寻找失踪的朋友、未婚妻或家园)。他举例说，《奥德赛》反映的是参战的古希腊部落联盟由埃及河的回归，亦或所谓希腊人的地中海远征；《罗摩衍那》影射的则是征服锡兰(今斯里兰卡国及斯里兰卡岛)的故事；而吉尔伽美什是历史上乌鲁克的君主。但是列维认为史诗的主要情节及结构来源于献词仪式，亦即为那些能够起死回生的神灵举行的祭礼，而把历史因素视为外在背景。他在研究了苏美尔人的叙述性和祭祀性诗歌(其中包括女神伊西塔寻找爱人杜兹的故事和类似的寻找巴比伦神祇英雄马尔杜克的故事)之后认为，杜兹或马尔杜克的离家与回归和后来其母或其妻寻找他们这些故事情节加在一起就成了寻找型史诗的结构框架。

列维一直试图通过大司祭的祭祀仪式来解释勇士与能够起死回生的神祇之间的联系，因为国家是否安泰，农业是否风调雨顺都取决于大司祭的能力。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列维后来发现在描写原始人类的青年男子成为成年猎人的成人仪式的史诗中，史诗中

塑造的不是人们寻觅的神，而是寻觅神的英雄。在这种仪式上即将加入成年猎人集体的青年要下到地府去谒见自己的先人。列维认为，如此看来，寻找型史诗的主要特征应该是：兼备了人与动物特征的旅行者(例如《吉尔伽美什》中的恩齐都，《罗摩衍那》中的哈努曼，被吉尔卡变为野兽的奥德修的同行者)的出现；与恶魔(如库克罗普斯，胡姆巴巴等)、巫师(如苏杜里、吉尔卡等)进行斗争；还有必需的暂时性死亡，光临地府等情节的带有神话色彩的奇遇式旅行；作为结局的婚礼仪式。只有《吉尔伽美什》中没有这种宗教式婚礼。因此列维认为这一史诗恰恰象征着“寻找型史诗”向“人类冲突型史诗”的过渡。

列维认为，描写神祇英雄反对混沌时代余孽的斗争以及确立宇宙秩序的创造型史诗才是史诗最古老的形式。巴比伦的创造型史诗《艾努马·艾里什》被他称为是史诗的最古老形式的原型。因为口头诵读，这首史诗曾经是巴比伦新年时为庆祝帝王登基或新的国家建立而举行的庆祝仪式的活动之一。列维认为巴比伦的创造型史诗和其他民族的创造型神话中已经出现英雄斗争题材的萌芽。

依照列维的理论，“寻找型史诗、“创造型史诗”、“历史英雄史诗”恰恰构成了史诗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人类个性自由的进步”、人类从信奉神灵向崇尚自身过渡的见证。

列维和鲍尔一样，还利用其他材料研究了原始的魔幻诗歌向英雄史诗的古典形式过渡的过程。结果，鲍尔发现英雄史诗是继原始神话诗歌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