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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国《汉语的构词法研究》

潘文国生于上海，启蒙早，识字多，少时读书泛而杂，未经系统的国学教育，却迷上了古典文学，不事新诗，独爱旧体。入高中，对古诗的兴致未减，还爱上了数学，身为学习委员，他组织几位同学将数学教材内容与公式列表汇总，供全班使用。

他与中外语文结缘，得益于高中时三位语文老师的青睐与传递接力棒式的培养，作文常被当作范文朗读。受英语启蒙老师金峰从语音到气质三年一贯的深刻影响，高中才学英语的他成绩长期位列全班第一，班主任夸他是双语“绝对权威”。这可是对一位少年的最高褒奖！

年少的潘文国就已懂得读课外书的重要。中学时代，他阅读的种类与数量均超越同班同学。他负责全班图书借阅，同学交来的借书单就是他的参考书目。他借读同学所读之书，扩展了阅读面，明确了阅读点，进而积累了阅读量，广涉中外文学、历史传记、音乐、美术、科普常识等。视野开阔的优势，一直保持至今。

1962年考大学，他选复旦。文理俱佳，他最终入了外文系。大学五年，他学得如痴如醉，毕业赶上“文革”，等了一年，1968年才正式被分配至江西一所公社中学，教的却是语文。后来恢复外语教学，他被调至南昌师范学校，才开始教英语。1978年他考研回沪，1981年留华东师大任教，1988年留学英国，如期归来。面对有人“为何不留在英国”的不解之问，他答曰：“IloveEnglish,butIloveChinesemore.”（我爱英文，但我更爱中文）“中国人学外语，学外语为中国。”学人爱国，学术报国始于所爱，没有比这更能表达他心迹的回答了。

潘文国虽然自谦是“过渡的一代”，却是幸运而幸福的。人生之幸莫过于圆梦，尤其是实现夙愿。少年多梦，高三写的作文里，他梦想用英文向全球译介中国古典文学，那是1962年。时隔几十载，一语成真！近十年来，他初心复燃，将研究兴趣转至中国文化外译。回首过去，他不禁感叹：“我的‘古今中外’，其实在那时已埋下了种子。”60余年来，他先学英语，后教研汉语，研究语学，兼涉译学，跨入文学文化外译领域。九九归一，人生轨迹与事业发展的逻辑高度合一，经典外译成其“最好归宿”，他圆圆地画了一个完美的圈，恰如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前会长罗选民所言：“文国先生的学术研究以博古通今和兼赅中外为特色，在学界独树一帜。”

“扬长避锋”

超凡之人必有超凡之道。潘文国少时读书成长已有所不同，问学生涯也迥异于常规，往往有意避开或偏离寻常进路，独辟蹊径。最典型的要数1978年他报考华东师大硕士研究生时的选择。英语专业毕业的他，教过英语，报考本专业当是最佳之选，可他却转报了冷门的汉语音韵学。“其实这是我的‘扬长避锋’之举”——他认为偏锋取胜的概率更大，原因有四：不想与返城的同窗挤独木桥；音韵学自己不懂，多数中文专业的学生也不太懂；自信有古诗词基础；外语绝对占优。结果他完胜，以全校总分第一考入。众所周知，汉语音韵学至今仍属“冷门绝学”。这颗剑走偏锋而最终得胜的大脑，是何等清醒！

读研之始他就钻音韵学，语学研究开启于微观，即音韵学理论的核心——等韵学。其硕士论文《韵图考》居然写了17万字，起步就与众不同，完全是硕士自当博士读！可见其抓本、溯源与攻坚的意识。这种敢啃硬骨头的意志奠定了他科研高起点的基础。

面对其学术成就，我们曾认为，不研究更多具体问题、有别于当下研究的主流，不是他不能为，而是来不及为，因为他读硕时已是34岁。事实上我们误解了——潘文国清醒地认识到，“散钱”固然重要，“钱串子”更重要。他不仅研究一般问题，更侧重于研究规律性问题。他特意追究宏观性，由木见林，跃居高端通观全局，几十年坚持宏观重于中观与微观，汉语研究如此，汉英对比研究亦如此，翻译研究更如此。这种战略格局对学界具有引领性作用。

潘文国爱走“偏锋”，既是学来的，也是悟得的。他入复旦时，外文系名师云集，而令其念念不忘的是三年级精读课老师刘德中。与重课文内容的主流不同，刘氏“中心词开花法”偏重词义和用法。越到后来，潘文国越认定这是最佳英语教学法，理由很充分：英语语法章法相对简单，“再笨的人一两年也学会了”；而词汇与习惯用法“是要终生花气力的”，至于课文，“本来只是起个引导作用”，将重点定于回答课文内容，他认为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因为有如此特立独行的老师，才有如此清醒的学生，难怪复旦诞生了葛传椝、陆国强、陆谷孙等一批词汇学或辞书大家。

习得的偏方成了问学良方。研究生毕业后，他教了七年古汉语，“中心词开花法”用得得心应手，进而发现由音韵而文字，循字、词、句、章、篇之次而贯通全文，是古文学习的基本方略。他继续深掘，发现中外语文学习相通之处并非语法，而是字词。这一偏得催生了潘氏“字本位”观。于此之中，他广读古籍，夯实小学基础，扩展国学知识，正如他所言：“我从小学入手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