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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美学对当代的影响分析

一、引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随着儒释道思想在当时社会意识中的融通汇合，中国社会迎来了历史上第二个“哲学思辨”时期，从人的觉醒到对生命本体的思考，从关于身的解放到关注生死的探寻，魏晋文人用热情浓郁、俊逸飞扬、啸傲人生的魏晋风度实现了本体自觉与个体完善的意识飞跃，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提供了优秀范本。作为中华民族艺术史上的典范，魏晋时期追求自由、亲近自然、畅怀深情的文艺美学思想也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题宗旨，而当今艺术界一直寻求的何为生命、何为艺术，以及艺术的人文意义等问题，魏晋美学也给予答案。

二、魏晋风度与中国美学精神

纵观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一度被认为是社会局面最惨烈、最混乱、最分裂的四百年，由于频繁的战乱和残忍的杀戮，人们开始主动或被动思考有关生命和生死的问题，这些包括生命价值、生存状态及价值取向所引发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理论铸就了中国文艺史上最灿烂的篇章。正如宗白华对魏晋时期的评判：“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魏晋时期的文艺思想从本质上反映了古代中国人追求生命自由、人格尊严及亲和随性的人生理想与生命探索。在这段关于人生、人性、社会、宗教的文艺思潮中，中国的文学艺术从最初懵懂的探索时期走向了沉实、笃定的全面发展时期，并从此奠定了中国古典文艺的基本形态。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佛教一度成为世人追捧的宗教，从而诞生了我国历史上除了儒、道之外的另一种审美形态——释。佛学文化虽然发源于印度，但随着佛教进入中国以后迅速的本土化，并完美融通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思想，与儒、道两家在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于是，这3种思想观念在这个动乱不堪、遍地杀戮的社会中形成了魏晋时期独有的社会风尚，统称“魏晋风度”。

魏晋士人的风度来源于儒家宽厚悲悯的慈悲胸怀与忧患意识、道家的通达超脱的精神境界与自然观念、佛教的向死而生的来世情怀和悲天悯人情怀。魏晋风度标志着中国社会思潮中关于生命意识的初步建构，中国的文艺思想此时犹如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在经历对世界充满想象的混沌探索之后萌生了关于自我生命的主体意识，这时候的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更关注于生命意义的探索。由此，魏晋时期的艺术开始多样化，原因在于艺术家们更加注重个体情感的表达，就审美差异而言，社会思潮引起的“人的觉醒”是审美个性化的必要前提，而审美的多样性和对生命的思考，既是个体生命觉醒的重要原因，又是推动审美主体将关注力从个人转移到大自然的重要因素。

三、魏晋时期的人生哲学与当代生命美学

生命美学的概念最初发源于西方，自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中国不少学者鸿儒，如王国维、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等受到西方生命美学的影响，开启了中国文化关于生命本体和价值的思考与研究。纵观中国生命美学的发展历史，魏晋时期可谓是中国生命美学的开端，在那个随时都可能面临死亡威胁的时代里，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关于生命及生死的问题。魏晋战乱频繁的四百年里，百姓们在易子而食、居无定所、白骨累累的社会现实中开始将生死看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生命尽情放纵的悲壮格调，士人们用身体来宣泄自己对死亡的恐惧，用五石散让自己暂时癫狂，从而得以短暂脱离现实世界的残酷，这种直面死亡和尽享人生的格调成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旋律，而这种格调正是代表着中国文化中士人们向死而生的勇气，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就让有限的生命极致绽放。

面对生而必死，生而易碎的残酷生存环境，就连皇亲国戚和门阀贵族也难逃权利的毒戮和战乱的摧残，因此，在经过数百年的血雨腥风后魏晋士人开始在绝望之境思考生命存在的价值及对于死亡应持有的态度。后代国人值得自豪的是，魏晋南北朝文人在这个处处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社会中并没有采取消极沉沦的态度，而是用一种积极的、勇敢的超脱精神面对随时可能终结的生命，他们向死而生，尽享当下，在有限的生命中尽情地将自己的才华和理想绽放。而这种残酷的社会现状和与社会对抗的勇气，让当时的中国进入了另一个哲学思辨的时期。正是在这时，古人关于中国哲学的思考从以天地为中心的“宇宙论”转向以个人为中心的“本体论”，这种观念直接导致了文艺创作思想的转变，艺术家们将创作视角从关注宇宙天地转向了关于人的本身，这在艺术史上可谓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四、魏晋美学的当代影响

在民国时期，魏晋美学一度成为当时文人所追捧的对象，当然这种现象不乏因为有着极为相似的历史背景，魏晋时期五胡乱华、战乱频发、政权纷争，这些动荡造成了外来文化甚至包括外来宗教的壮大，而民国初年的时局动荡也为西方文化的融入及基督教的进入提供了有利土壤。正因如此，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