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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课程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

国际化课程教学的内涵发展、教学活动的平台延伸与模式拓展，以及推动“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价值追求都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持。除了提供思维、方法和工具层面的助力，信息技术赋能国际化课程教学的价值还体现在构建一个包容和公平的智能型“第三空间”，以增进师生多维互动，增加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以及知识的多元化，使更多人受益。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智能时代数字化进程中教育系统发展的自然选择，教师须重新审思和谨慎对待信息技术在国际化课程教学中的角色与定位；持续巩固自身的国际化知识、教学知识以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之间的关系，以人机融合方式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各类国际和国家组织，无论是出于内部需求抑或外部影响，在应对国际化方面都变得更加积极、全面、多元和创新。对相关结果的批判性反思，特别是其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促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并持续探索更加有效和更具影响力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方法。以持续变革升级的信息技术赋能国际化课程教学被视为提升学生国际化视野与能力的一种重要方法，因为“课程”就其内在属性与价值而言，是将有助于更好适应未来社会的“认识论、实践论和本体论等要素的发展纳入学生学习和生活”的载体[1]，直接影响学生的成长，关乎现代教育教学的质量与成效。

一、信息技术赋能国际化课程教学的逻辑起点

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IT）主要指的是应用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技术来设计、开发、安装、使用信息系统及应用的软件，是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所采用的各种技术的总称[2]。在国外的研究和实践中，它也被称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相比IT的概念，突出了在传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之外的通信技术的作用，包括互联网、无线网络、手机等主要通信媒体[3]。从技术层面来讲，这些概念强调了作为一种技术发展形式的现代化与高科技含量；从主客体的关系来看，它反映了信息化时代人对信息技术功能与过程的理解，以及信息技术与人类活动基于“物与物的整合”[4]的本质关系，即“充分利用与扩展人类信息器官功能的各种方法、工具与技术的综合”[2]。过去几十年间，信息技术给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变化，影响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学校教育。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西方国家的中小学校已开始引入信息技术。常见的信息技术教育应用涉及用于处理和交流学习信息的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连接，包括但不限于万维网（www）；电子/在线学习（E-learning/OnlineLearning）；音频/视频会议（Audio/Video-Conferencing）以及开放和远程教育（OpenandDistanceEducation，ODE）等[5]，这些都与课程、教学活动紧密相关。信息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会为高等教育带来深刻变化，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发展，它们与国际化课程教学的融合已成为一种必然，并将催生更多新的可能性。

国际化课程教学的内涵发展需要信息技术的融入，两者在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方面具有“耦合性”。国际化课程的内核是“课程”，受制于职业性和公民教育的功能性要求。在全球化视域下，大学除了通过影响知识和思想的快速创造和自由流通来体现独特价值，也有责任回应社会、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相关要求和挑战[6]。培养“全球公民”（GlobalCitizenship）（尽管这一概念的内涵存在争议）被视为大学可能对当地社区和全球社会产生影响的一种方式[7]，也是课程和教学最显著的价值所在；世界各地的高校大都致力于通过课程国际化为其毕业生储备应对未来世界的知识、态度和技能。伴随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遍应用，一个数字化的信息空间正在向人类社会全面铺展，其背后不断升级的信息技术及其科技思维，也已融入高校课程国际化的时代内涵中。

国际化课程教学的平台延伸与模式拓展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两者在扩大教育准入和覆盖范围上具有“同向性”。跨境交流被视为提升学生国际经验的重要途径，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关键目标。然而，新冠疫情的出现打乱了既有的运行模式，迫使大部分国家、地区和教育组织将教学活动转移至线上，大规模实施在线教学与居家学习[8]。但即使在疫情出现前，实体流动（PhysicalMobility）也仍然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如在欧盟地区，尽管大学提供了各类低准入和短周期的学习项目，包括“伊拉斯谟+”计划、暑期学校等，大多数学生在毕业前仍然鲜有国际交流学习经历。根据相关研究，2019年，欧盟学生中拥有跨境学习经历的占比大约在13.5%-20%之间。上述情况客观上推动了基于校园的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