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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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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土地流转与农村发展

内容提要。“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最严重的瓶颈，其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更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农民问题的核心。农村发展的许多问题都归结为土地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调整相关的土地法律法规，建立新的适应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土地流转制度。

关键词：土地流转制度三农农

村发展

中国革命大都以土地革命为开端，土地革命成为中国革命最为重要的内容。

土地革命，让“耕者有其田”，解决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让“耕者有其利”，解决的是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土地流转，让“耕者有其权”，要解决的是农民奔小康的问题。

一、土地制度缺陷制约了农村发展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冒着杀头的风险，按下了18颗红手印，搞起了“大包干”，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由此小岗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突破口扯开后，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开，最终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

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后，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在后来的30年，小岗村并没有很快富裕起来，其根本原因就是“大包干”仅仅在当时解放了生产力，小农经济不能让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富裕起来。土地制度缺陷限制了农村发展。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资金、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料可以流动，为什么土地不能流动。其实土地的流动从没停止，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如承包经营后的小调整不断，及至后来的土地租赁等等。至于征用土地，则更是一种特别性质的流转。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出现社会变革。土地制度既然限制了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社会的种种变革就必然会以各种形式进行。

回顾30年农村改革历程，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三农”领域未再进行涉及土地的根本性改革。

小岗村大包干发起人严俊昌认为，小岗村之所以要“分田到户”，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而分田到户之初，农民的目标就是掌握农地的所有权，而不仅仅是“土地承包权”。

“只有土地归了农民，农民种田才会心里有底，才会有长远打算。没有所有权，总会担心承包地有一天会被收回，或者被征去搞开发。”严俊昌在2021年面对《财经》记者如是说。

严俊昌的担心，其实也是很多中国农民的心声。目前中国农村，农民事实上只有农地耕种权，缺乏对土地的最终支配权。

小岗村现有1800亩土地。其中600余亩被流转集中于搞葡萄园，150亩左右租去给外来的大学生们搞双孢菇种植，其余1050亩地，仍由农民一家一户种植。也就是说，土地流转在小岗村以土地租赁形式的探索实践已经进行。

现实中的土地租赁、土地入股等土地流转形式是土地政策没有根本变动的情况下的一种愿望述求，是一种实践探索。

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实际存在的土地流转，要求将土地流转进入规范有序程序。

二、隐性存在的土地流转流失了本属“三农”的土地级差收益

土地流通不畅，限制了农地所有者的权利，强行拿走了本属农民的土地级差收益。

据有关专家测算，1952年至1990年国家工业化建设抽走的农村资金达到11594.14亿元，平均每年为300亿元，其中有13.2%来自农业税，有75.1%来自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有11.7%来自银行储蓄。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又以交纳各种农业税费等名义被抽走的农村资金大约15000～20210亿元，特别是1987年至2021年的“圈地热”给农民造成的土地流失资金估计在14204～30991亿元之间，几乎把农民生财、聚财的“本钱”都输光了。有关专家测算，平均每年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资金为6000亿元，每个县平均为3亿元左右。

在工业化进程中、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在旧城镇改造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及山地流转规模产业的开发中，有个绕不开的问题——“征地拆迁”。对“征地拆迁”和“拆迁安置”中的问题，农民朋友体会最深，最有发言权，最能提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意见。这是因为土地是农民朋友的命根子，他们对土地的资源属性和资本特征体会最深。土地不流转，就难于有现代规模产业，就难于有经济的发展，农民就只能一边捧着土地这只“金饭碗”，一边却要勒紧裤腰带。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土地升值剧增。但征用土地的补偿费不仅少还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脱节。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发布的《2021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披露的数字，被征土地收益中，地方政府占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