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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主与科学的关系

201611102096蒋威

内容摘要：自近代以来，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发芽，深入人心，而回顾这段历史，一边是近代中国的民主与科学艰辛旅程；另一边是近代西方各国民主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民主与科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而今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倡导科学，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全面地深人到国民精神之中。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充满着科学精神的基础上，民主与科学才能真正的统一。

关键词：民主；科学；政治制度

自从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一大批爱国人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严复不仅用新的思想武器猛烈抨击封建主义，而且积极引进西学，以杰出的学术见解和积极的文化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内涵，将国人的科学民主观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并进一步阐述了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为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做了奠基的工作[]。到1919年5月4日爆发五四运动，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与民主实际上变成了强势话语，几乎无人敢撄其锋[]，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科学？

中国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历程

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五四新文化时期三个时期中，科学与民主因为遇到的阻力和发展方式不同，其结果也是不同的。科学凭借其政治上的中立态势和利用厚生的功能使其很容易被稍具务实精神，被当政者所采用，洋务派认为科学是现代社会的必备条件，发展科学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维新派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保障和鼓励科技的政策。1915年成立的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科学社对西方科学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移植，标志着中国科学建制化建设已经粗具规模。总之，从内容上来说，科学历程经历了偏重科学技术知识、偏重科学建制和科学知识、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多元并进三个阶段[]。

而相比之下，民主建设所走的路程要坎坷得多。鸦片战争后，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尚属道听途说阶段，可信度不足。而王韬、薛福成、郭嵩焘等早期改良派则已走出国门，他们通过耳闻目睹及切身感受，介绍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赞扬议会制度，希望仿效党派制对专制集权有所制约，但囿于传统的强大及理解的肤浅，虽然对民主制有所介绍，却害怕真正的“以民为主”。甲午海战，“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面对如此惨痛的事实，维新派指出救亡的关键不在枪炮船舰，而在政治制度，进而提出了君主立宪主张，并进行制度设计。然而，戊戌维新仅持续了百日就被慈禧等当权派扼杀，慈禧虽迫于形势着手推行新政，但“一误再误”，令国人对其变革的诚意产生怀疑，遭到抛弃。1911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仿照法国建立责任内阁制，开始酝酿政党制度，地方代议制度和政府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随着袁世凯的篡权，

民主形式—治理型民主开始形成[]。

民主与科学的关系

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表现是以精神的自由为先导，其表现行为是无强制性约束的多样化，从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科学成果的获得往往是少数人的事情，从科学的具体内容来看，科学是创造性的活力，表现为新颖、独特。科学真理的最高标度在一定历史时期掌握在少数科学精英手中，并不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是，所以科学祟尚真理[]。

民主则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保证人民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使得政出于民。如果违反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而施行某种政策，无论是否正确都不能说是民主的真正体现。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少数并不一定服从多数，便成了民主与科学在社会表现形式上的重大区别。少数服从多数，并不一定是科学的，这个原则与科学精神在实质上甚至是矛盾的，但这却是民主的本质的社会体现[]。

科学，无论作为一种活动或是知识体系，在少数与多数之间并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的强制性约束，以各自科学性的表现充分与否逐渐取得人们的信任。当科学与民主以其精神实质运用于同一社会领域的时候，便有了两个不同的客观评价标准。民主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科学的，反之亦然。在有些时候，这两方面能得到统一的肯定，但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处于不平衡状况时，两个标准往往是矛盾的。科学与民主在社会表现形式上的矛盾与其各自不同的对象有关。科学对象在一定层度上独立于人们自身意识的自然界，尽管有时也包括人类自身，这时往往是以无理性的实体展示在研究活动之中。最初是人之外的自然界，以后逐渐扩展到人自身及其相互关系，即社会存在。但科学对社会的研究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进行的，并不受社会自身所反映出来的意愿左右而改变其评判标准。民主则并非是一种学术性的研究活动，其对象当然是人的关系本身。但民主的实施，却是社会以某种自身所认可的形式而进行的实践活动；民主的实现与否，与社会中的多数人的自我感受相吻合，是社会集体的客观利益的主观体现。从科学和民主的社会活动过程及其判断标准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