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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机理与路径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人类对知识边界的探索欲、对文化包容性的想象欲以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欲。这既构成了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社会组织存续的根本，也解释了人类在持续合作与竞争中共存的社会现实。

推动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与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水平既是我国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外化。当前，虽然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校持续深化对外开放进程形成了外部阻隔，但这种不确定性恰好放大了高校作为一种文化交流与互动形式，助力国家之间进一步释疑增信、进一步平衡合作与竞争张力的重要意义。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高校应坚持深化对外开放进程，把握好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范式创新与格局重塑，在助力我国教育系统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筑有效的外部“缓冲区”。

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底层逻辑与历史表征

作为国家开展人才培养、推动知识和科技创新的根本性制度保障，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既构成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目标，更体现了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应仅指向通达高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高质量的在华国际学生数量等外显指标，更不应仅停留在对全球大学排行榜排名上升的追逐上，还应思考其能否通过服务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助力教育强国战略的落实，更有效服务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与深刻变革，促进高等教育服务好教育链、科技链和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与切实贯通，进而在最广泛意义上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的顺利实现。这构成了通过提升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底层逻辑。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制度化过程及水平提升，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系统提升呈现出“双螺旋上升”的构型，对其观测可大致从三个阶段入手。

一是“请进来”与“走出去”的范型初构。从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探索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引领。中国政府鼓励各级各类高校拓展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关系，教育资源要素流动性得到显著提升，且中外学生的培养规模得到持续扩大。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国际学界开始概念化，国际化作为一种不可逆的发展范式开始被广泛接受，中国高校介入国际化进程的意识也逐步加强，特别是国际化作为一流高校身份标识的共识逐步形成。

二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制度化进程的提速。随着《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于2003年发布以及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于2006年开始联合实施“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尤其是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政策叠加效应下，强有力的平台支撑为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制度化进程注入了新动能，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实践样态得到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水平得到实质性提升。特别是随着新的办学理念、教育方法论体系的持续引进，以及“请进来”与“走出去”格局的持续完善，国际化进程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得到更加广泛的认识。中国高校开始主动介入国际化发展进程，初步完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三是中国高校开始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场域的主要力量，参与高等教育全球治理的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创设的外部发展空间中，伴随“双一流”建设厘定的战略目标的牵引，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高校的合作内容更加深入与全面，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不断提升，教学科研人员、科研技术、科研经费等要素资本的跨国（境）流动性进一步增强，中国高校迈向世界高等教育场域中心也进一步提速。通过设置合作议程、推动合作范式创新等途径，中国高校已逐渐从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议程设置的观察者、参与者成长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高等教育合作议程、大科学议题的发起者，成为形塑全球高等教育场域的重要力量分支。

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构建高等教育强国的内在机理

一方面，自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持续提升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从“初期探索”到“快速发展”再到“全面加速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念资源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持续拓展又构成了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依赖于充分的学术声望，资本才能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同行平等对话。从这个意义上看，二者既互为前提，又互为结果。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与实然状态。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达高等教育系统所呈现出的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通常需要依托于其所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