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的研究路径.docx

历史主义的研究路径

自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以来，该领域的研究大体呈现出四种路径。梁启超大致描述了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蒙文通继承梁启超的主张，将史学史研究限定在文化史范畴内。白寿彝学习唯物史观后，重新研究中国史学史，明确了新的学科范围与任务。另有一派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学者，将史学史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以史学史研究补正历史研究，用历史研究推动史学史研究。

重视史家生平、史籍及体例

梁启超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初创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四个部分。国内学者遵循此建议，梳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脉络的研究取径。此后在中国史学界出现的对新史学的认识，都基于历史进化和尊重社会环境这一前提。比如，蒋廷黻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清华大学的史学课程培养的新史学，重在两种观念的塑造，一是“沿革、或演化、或源流”，一是“环境”，两者共同促成达尔文学说对中国史学的洗礼。

虽然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倡议关注史学趋势和社会环境，但重视史家生平、史籍形成及体例，仍是这种研究最显要的特点，代表人物有金毓黼、魏应麒等一批著名学者。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研究成果，多是题名为“中国史学史”的系统性著作。它们以展示中国史学全面发展为基本框架，往往将史家、史著、史官制度并举，以之作为同一时代史学主要的着眼点。

对于要全面了解中国史学史的读者而言，这类研究最为必要。早期学者的目录学功力深厚，介绍史籍时又能揭示学术流变，考察史家更能讨论学派异同。读者读此一书，触类旁通，收获远在史学之外。然而，此类研究正因为特别重视目录和史籍，在今人看来，往往对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讨论稍显不足。作为学科历史的中国史学史，其发展脉络相对清晰，但中国史学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却不甚明显。

从学术史背景加以考察

有的学者关注中国史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致力于考察史学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中的意义。文化史中的史学，既有专门学术的特色，又随着学术潮流演变而翻动波澜。在他们看来，史学是观察中国学术文化变化动态的标尺之一，它存在于哲学、文学、思想等诸多文化要素共存的环境中，是多元状态下的有机体。其他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牵动史学的变化，反之亦然。

虽然梁启超本将史学史视作“文化专史”中的一门，将史学史与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道术史并列，但这种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蒙文通。蒙著《中国史学史》杂糅他在20世纪30年代任教于各大学的讲义而成。据其子蒙默回忆，是书基本部分完成于1938年，各篇先后发表。虽尚有数篇未完成，但是书整体上对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及演变特点的重视，已足以被读者发见。比如《绪言》中提出：“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这种分类模式，与人们对中国史学的一般认知大有差异。他如此阐述：

先秦诸子，不可及也，故于时国史、家史，众制并作，灿烂足观。至汉仅经术章句之儒耳。魏晋名、法、道、墨，杂起朋兴，高谈名理，弃汉学若粪土。而干、孙之作，号五百年史例中兴，此史学之再盛也。至唐则宗教大盛，士惟知笃信谨守，于是令狐、姚、李，尚不得为记注之良，更何论于撰述，而史又衰。其在北宋，一排唐人博综之学，研精义理，超绝古今。于是司马、欧阳，前驱拥彗，逮于南宋，胜义纷陈，此史学之又一盛也。晚宋至明，而史几乎以熄。

传统上被认为史学发达的时代，如汉代、唐代，在蒙文通看来均不值一提。所谓“虽有纂述，才记注耳”，“滥竽良史，即班述《汉书》，唐修五史，搜罗非不博，比校非不明，然漫无纪要，未睹风裁，谓之整齐故事则可”（《蒙文通全集》，第339—340页）。显然，蒙氏重视史家见解是否有哲学依据，先秦诸子、魏晋名理、北宋义理给史学提供了理论支撑，由此他判定当时就是史学兴盛时代。汉儒守章句，唐人尚笃信，哲学上无所发明，当时史学的成就便低于先秦、魏晋、宋之时。

蒙文通将史学的发展视作深受哲学影响的学术门类之一，以致有“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学亦废”的论断。他重视史学发展的思想环境，重视史学与其他学术的关系，由此体察史学自身演化的思想脉络，确实多有发明。

将史学仅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难以摆脱“从思想到思想”的研究窠臼。研究史学发展状况，不重视思想环境不行，只重视思想环境更不行。史学不是只受到思想学术这一种要素影响，而是受到时代多方因素的促动。只关注史学发展的思想环境，就会导致结论偏差，有一叶障目之感。其引人入胜之处固然精彩纷呈，但讨论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

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一些学者致力于关注史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受唯物史观影响，他们在研究中国史学史时，更加重视两方面内容：第一，重视揭示社会环境对史学的影响；第二，重视归纳总结传统史学的理论价值。

这些学者注意到，此前的史学史研究有流于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