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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史研究特征

以《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和《华夏美学》为范围考察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模式，可见其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论美学立场、审美意识史的研究视角、文化与思想相结合的书写方式等鲜明特征。这些特征既有美学观点上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又在方法论上具有典范意义。其中，实践论美学立场是李泽厚美学的基本特质，也是其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第一特征。实践论美学立场的要义是“积淀说”，积淀又是通过自然的人化实现的。审美意识史的研究视角是基于中国美学的独特性而选择的最具涵盖性的观照方式，显示了李泽厚广阔的学术视野。文化与思想相结合的书写方式，彰显出李泽厚在中国美学研究中的理论原创色彩，于当下建构美学话语体系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为一个“舶来品”，美学在中国的学科建构与话语成长也只有一百余年的光景。可以说，美学从进入中国学界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中国历史上有无美学”的审视。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孔子之美育主义》，可视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开篇之作。此后，百余年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可谓蔚为大观。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诸多美学史著述问世，展现了这一研究的繁荣景象。这其中最早的美学史著作应该是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纵然最后未能以通史面貌呈现，仅以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两卷面世；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在整个文化层面）的重要体现。可见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具有典范意义，只是既有的李泽厚美学研究多聚焦于其原创性概念与命题的讨论，如“情本体”“积淀说”等，对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研究模式并没有很多考察。李修建《生活美学：书写中国美学史的新视角——兼论李泽厚的中国美学研究》一文讨论了李泽厚中国美学研究的生活论美学倾向。对此，笔者认为，李泽厚的生活美学视角仍然是在实践美学的框架下思考的。并且，任何一种中国美学史研究模式既包括美学立场，又包括研究视角和书写方式。

虽然李泽厚并不太情愿接受自己美学家的身份，而倾向于哲学家或伦理学家的定位，但是美学作为他学术研究的基点与思想生发的阵地，这一点毋庸置疑——更不必说他成名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在与西方美学的对比中，李泽厚表达了对中国美学的偏爱：“我个人非常喜爱中国美学传统的体例。太漂亮了，很准确地点到了核心。”或许是由于这份偏爱，李泽厚的美学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美学资源，形成了史（《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论（《华夏美学》）结合的中国美学研究体系。除了这三部中国美学史研究专著外，在《美学论集》《己卯五说》《杂著集》等论文集中也有不少中国美学研究的文章，多为以上三种专著主要观点的萌芽、补充与引申，故而，本文以这三部专著为中心对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模式加以观照。其中《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堪称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双璧”，一纵一横、一史一论，集中呈现了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观。如前所述，《美的历程》流传颇广、影响甚巨，但李泽厚更看重稍晚的《华夏美学》：“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偏爱哲学的缘故。记得当年在刊物上发表《美的历程》各章节时，曾注明它是‘中国美学史’的‘外篇’；而‘内篇’，即《华夏美学》是也。”李泽厚这“内、外篇”的说法颇具意味，也被学界沿用，如刘再复在《李泽厚美学概论》中曾做“李泽厚美学图式”，其中图二是美学史论。在该图中，他将外篇《美的历程》标为“审美趣味史略”，内篇《华夏美学》标为“审美精神阐释”。毫无疑问，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观点与方法集中体现在这两部著作中。《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亦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它是学界第一部中国美学史，而且更缘于其自身强烈的美学立场与理论个性。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中国美学史》是由李泽厚主持编写、刘纲纪执笔撰写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有必要追问《中国美学史》是否体现了李泽厚的美学史观？杨斌编《李泽厚刘纲纪美学通信》收录1979-1999年二十年间两位美学家的245封信中，几乎每篇都提及《中国美学史》的编写问题，其中多数篇什以这部美学史的编写讨论为中心，两位先生关于此著的学术交往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刘纲纪在新版《中国美学史·绪论》中指出当时通力合作编写《中国美学史》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对美学的看法上有不少彼此能够相通之处”。由此可以认为，《中国美学史》体现了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观，至少是李泽厚所认同的美学观。这些美学观，包括李泽厚对美学研究的基本看法，如刘悦笛等所指出的：“《中国美学史》基本是以李泽厚的美学原理为视角，来研究历代哲学家及文艺理论中有关美、美感和艺术的思想。”美、美感和艺术的美学构架，正是李泽厚另一本美学代表作《美学四讲》的主体内容。

以《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和《华夏美学》为范围考察李泽厚的中国美学研究模式，可见其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论美学立场、审美意识史的研究视角、文化与思想相结合的书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