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幼女案中被害人谅解情节的量刑问题分析.docx

摘要：幼女的性安全一直都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幼女性侵案的发生给原本应该享受童年的女孩蒙上一层阴影，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性侵幼女案件：“哈尔滨性侵幼女案”“百香果女孩案”“云南办公室主任性侵幼女案”更有震惊世界的韩国“素媛案”无一不让我们对保护幼女提起重视，在性侵幼女案中，被告人取得谅解作为酌定量刑情节频频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性侵幼女案中被害人谅解情节的量刑问题就成为了我们所关注的话题。关键词：性侵幼女被害人谅解刑罚个别化

引言

面对愈发严重的性侵幼女的犯罪现象，对于幼女性权利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童年，本应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和无虑的时光，但是，有不少的孩童受到性侵的猥亵，“性侵幼女”这一话题像一个巨大的阴霾笼罩在幼女的童年中，使其在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中充斥着惊恐和害怕。保护幼女的健康安全成长，免受违法犯罪侵害，涉及亿万家庭的幸福和谐，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未来发展。幼女的生理、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生存、健康、受教育等许多权利无法自身实现。其世界观、人生观尚未形成，辨别是非、区分良莠以及抵御社会上不良风气侵袭、诱惑的能力弱，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都较差，被害性突出，更容易受到性侵害。当她们遭受性侵害时往往意识不到，即使意识到了，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从而导致性侵幼女案件层出不穷，由于幼年女子对于“性”认识的缺乏，打击这类犯罪尤为困难，虽然我国对于这类犯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在实务中，这类案件从取证到审判都是比较敏感和困难的，加上2018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规定了认罪认罚制度，给予了罪犯从轻处罚的机会，在这种制度下，对于被告人的保障被层层筑起，随着保障被告人制度的完善，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力度相比之下并不强。

在诸多影响被告人量刑的因素中，被害人谅解制度充分体现了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最大程度反应了被害人的主观意愿，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意义重大。当在性侵幼女案中，取得被害人谅解这一环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也存在很大的弊端。

一、性侵幼女犯罪的刑事法律规定

（一）立法目的

童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最为脆弱和单纯的时期，是人的一生中回想起来最珍惜的时期，而正是因为这份单纯和脆弱，催生了不法分子的恶意，尤其是将魔爪伸向了处于童年时期6-14岁的女孩。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性侵幼女案件：“哈尔滨性侵幼女案”“百香果女孩案”“云南办公室主任性侵幼女案”更有震惊世界的韩国“素媛案”无一不让我们对保护幼女提起重视。最高人民法院表示，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依旧处于多发态势。以猥亵儿童犯罪为

例，2017年至今年6月，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8332件。其中，2017年审结2962件，2018年审结3567件，

2019年1-6月审结1803件[1]。性侵害儿童犯罪隐蔽性强，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不排除还有一定比例的案件尚未进入司法程序。面对如此高发的性犯罪数据，幼女的性权利保护就更加值得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于1953年2月20日颁布的《关于严惩强奸幼女罪犯的指示》是新我国成立以来最早的对幼女性权利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对幼女性权利的保护虽早已有迹可循，可幼女的性权利并未得到全面、有针对性的保护，社会对于幼女性安全愈发重视。通过分析我国对幼女性权利的保护趋势发现：对幼女的界定越来越明确；罪名从奸淫幼女罪到嫖宿幼女罪、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罪名越来越丰富；从幼女承诺不为罪到幼女的受害人承诺仍然为罪等。上述现象都表明了我国立法对于幼女性权利的保护日益完善且不断地推陈出新，根据幼女的特点针对性地立法，旨在完善对幼女性权利的保护、关注幼女的身心健康、给幼女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二）性侵幼女犯罪的立法现状

我国对性侵幼女问题的规定集中体现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强奸罪；二百三十七条猥亵儿童罪；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第三百零一条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等罪名中。《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更是加强了对幼女的保护：规定奸淫不满10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适用更重刑法；修改猥亵儿童罪，规定适用更高刑期的具体情形；增加对负有特殊职责人员，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这些行为，同时又构成奸淫幼女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总的来说，我国对于性侵幼女犯罪的规定是结合强奸妇女的罪名和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罪名设定的，并没有对幼女的针对性，在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中增设的“嫖宿幼女罪”，但是在之后的刑法修正案中并没有起到特殊的作用，于2005年废除。2002年也删除了奸淫幼女罪的罪名，将其归入强奸罪并从重处罚。

被害人谅解制度是现代司法中常用的制度，根据刑罚个别化的原则，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取得被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