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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安全走的更远;介绍什么是安全氛围
分析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的主要区别
介绍安全文化概念的提出与兴起
安全文化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主要特征
通过介绍国内外安全文化建设历程
分析安全文化学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安全文化学的科学发展模式;学科与科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科学自身的规律决定学科的规律,科学发展决定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基础和导向的,只要有问题的地方,就会有科学和科学研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学科及其分支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终都能发展成为学科。
一门学科的诞生往往具备以下基础和条件:
社会需要,现实中或历史事实中反复出现相关的社会现象,社会实践需要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指导;
具备基本理论、新学科的理论依据,即前人在哲学或宏观层面的理论建构及其源头;
新学科的前范式(“前范式”是与“范式”相对而言的)状态,处于即将由“隐学”向“显学”过渡的状态。;安全文化研究领域可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即安全文化学它可谓是正在迅速兴起并蓬勃发展,且目前安全文化学已初步成型。同时,关于安全文化学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诸多学者也正处于积极探索阶段。
科学研究发展成熟而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标志是必须有独立的研究内容、成熟的研究方法、规范的学科体制(需指出的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也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学科以规范化为目标,在时间上它相对于科学发展而言是滞后的,在空间上它相对于科学研究是不连续的,仅仅是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合。正因为如此,安全文化学是基于30年的安全文化研究和实践而诞生的,现已基本形成学科雏形。但是,安全文化学的真正成然,还需诸多安全文化学学者和安全文化研究爱好者及支持者的不断努力和支持,可谓是依旧任重而道远。
安全文化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兴起不单是给安全科学与文化学著作里增添一个新载体(尤其是在安全科学发展史里颇具意义和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安全文化研究的规范化、成熟化与现代化。;“安全文化”这一学术概念(1986年提出)或多或少是源于“安全氛围”这一学术概念(1980年提出)的。
1980年,以色列学者Zohar博士在对本国制造业(他以以色列劳工为研究对象)的安全调查研究过程中,首次提出“安全氛围”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组织内员工共享的对于具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认知”。“安全氛围”与“组织氛围”之间有明显的历史逻辑联系,可以说“安全氛围”是“组织氛围”在安全认知上的聚焦。
关于“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的概念、维度与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区别与联系,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也是历来安全文化学争论较大的研究领域之一。例如,荷兰安全文化学者于2000年通过研究后就指出,目前学术界缺乏对安全理念与风险管理、安全行为管理之间的关系的描述,较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安全文化与安全氛围的区别分析,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概念最初源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核工业领域。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酿成核泄漏的世界性大灾难(在此之前,较大的核事故要数于1979年3月28日发生在美国三哩岛的核泄事故),最终分析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即人因失误。这使得国际核应急专家领悟到,单纯寻找设计上的缺陷、分析建立人的可靠性模型或是模拟问题。都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上升到“人”的本质安全化,即安全文化的高度,看力于人的安全素质的提高,解决人的安全意识、思维、行为、生命观等安全文化深层次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才有可能实现安全目标。
在1986年8月25~29日于维也纳召开的“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事后评审会议”上,国际原子能机构(简称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简称INSAG)在INSAG-1这份总结报告中首次提出安全文化概念。该报告认为,安全文化理念的提出可较好地解释导致该事故灾难产生的组织错误和员工违反操作规程的管理漏洞,安全文化应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深层次原因,“安全文化缺失”或“薄弱的安全文化”是导致安全管理失误和人因失误的原因。;安全更主要的是一种理念、意识的形成;安全需要制度建设和制度约束;等等。安全理念的这一转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纯技术解决问题的模式,要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走预防为主之路,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的主体化。
1989年,Timer等学者尝试对安全文化做出描述,他们认为,安全文化是使员工、管理者、顾客和公众在危险和伤害环境暴露程度最小的信念、规范、态度、角色和社会技术实践的集合。
1991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明确了安全文化的内涵和定义:安全文化就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关注安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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