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诚信观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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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伦理对诚信问题的探释，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已出现“诚”的概念，《尚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此时“诚”主要指笃信鬼神的虔诚。《周易》中，“诚”已摆脱纯粹的宗教色彩，具有日用人伦的道德意义。《周易·乾》中讲：“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不欺、真诚无妄，才能建功立业。“诚”在孔子那里虽未形成理论概念，但他多处讲“仁”，其修己爱人的内在意蕴与“诚”是一脉相通的。在孟子那里，“诚”逐步成为体验道德本体、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此告诫人们，“诚”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荀子发挥了孟子“诚”的思想，并开始以“诚”涉政，把“诚”从做人之道扩展为治世之道，指出“诚”乃“政事之本”。在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成为连接“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成为道德内养与外成的关节点，具有促进道德完善、家庭和睦、国家兴旺与下安宁的多种社会功能。

尽管汉代以后，儒学受到冲击，“诚”的崇高地位逐步丧失，但至宋明时期，伴随着理学的复兴，“诚”重新被理学家们所重视。宋明理学家们不仅对“诚”的内涵作出哲学思辨的演绎，而且把“诚”作为维护封建“天理”的精神元点加以阐发。当然，儒家释“诚”，自始至终笼罩着唯心主义的神秘光环，加之宋明以后，由于“诚”的功用和维护封建统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天理”的外在规约性，使得“诚”的本原之意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和异化，“诚”所本有的活泼之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但总的看来，儒家高度重视“诚”在成己成人成事中的重大功用，视之为道德的根本，其内在精蕴令人仰止。

宋以后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试图赋予“诚”以唯物主义的解释，如宋代朴素唯物主义者叶适认为，伦理道德应存在于实际事物之中，因此，他把“诚”解释为“诚然”，用今天的话讲即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规律。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大师王夫之在道德修养论上充分肯定“诚”的价值。他对“诚”的解释是：“诚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尚书引义》）要求人们按照客观事物的真实面目去认识它，“诚”，就是“实”。这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关于“诚”的解说无疑包含着诸多真理的颗粒。

纵观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无论是对“诚”的唯心主义解释，还是唯物主义解释，都有其阶级性的内容，但同时也赋有民族性的特点与人民性的精华，其基本含义离不开真诚、诚实、诚恳、诚挚、诚笃等积极意义，这些都是成就道德人格、造就良善人伦所不可或缺的。

春秋以前，“信”和“诚”一样，多用于对鬼神的虔信。后经儒家提倡，“信”逐步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相较于“诚”，“信”被人们更早地与为政之道结合起来。孔子十分强调“信”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治理国家时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因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不仅如此，孔子还提出“信”是国与国相交的道义标准：“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信”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把“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和伦常规范。荀子把是否有“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可见，作为中国儒学的原创，孔、孟、荀都把“信”作为为人与为政不可移易的基本准则。时至今日，民众心理仍然把朋友之间是否讲信义、守信用作为重要的个体道德判断标准。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对道德的功用存在否定倾向，但即便如此，他们对道德规范“信”的功用也十分看重。韩非认为，第一，人们之间的交往要讲“信”，“忠信”是礼的根本，“忠信”再多，人们也不会嫌其多。第二，君主治国必须取信于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明智的君主治国，必须从小事守信开始，这样在大事上的信誉才能建立起来。因此，明智的君主应当向人们表白自己是守信用的。

先秦道家也是典型的非道德论者，但他们对“诚”、“信”的强调仍见于著述之中。《老子·八十一章》告诫人们“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同时指出“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他自己则信守信德，“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四十九章》）。即使对不守信用的人，也要信任他，这样才可以使人人守信。这些都反映了老子对真实、信实的追求。《庄子·盗跖》中也有尚信德的记载：“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尾生守信的故事正是通过《庄子》而流传后世。

墨家作为先秦时期黎民百姓的思想代表，始终把“信”作为评价仁人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