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医对虫类药的论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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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类药是中药大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和丰富的治疗经验。早在4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先人就记载了蛇、麝、犀牛等60余种药用动物。《周礼》中有“五药”之称，东汉儒家学者郑玄注释说：“五药，草、木、虫、石、谷也。”虫药，成为当时对动物类药物的统称。汉代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共载录了365种中药，其中动物药67种，包括水蛭、僵蚕、地龙等虫类药28种，对其应用及功效都有明确的叙述。如水蛭，书中认为其有“治恶血、瘀血、经闭”的作用。南北朝梁时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收录了包括虫类药在内的动物药113种。至唐代，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中，入典的动物药已达128种。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动物药440种，包括虫部收载的虫药116种，鳞部收录的龙类药和蛇类药25种，成为中医虫类药的集大成之作。《本草纲目》共有：14卷载录药用动物，分为虫、鳞、介、禽、兽、人等六部。其中虫部之中，李时珍又分为卵生、化生、湿生三类。其分类之细，记载之丰，是历代中医本草学著作中最为科学和详尽的。

汉代医家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共用动物药38种组方，其中虻虫、蟅虫、鼠妇、蜂房等虫类药8种。他创制的“大黄蟅虫丸”、“鳖甲丸”、“抵当汤”、“抵当丸”、“下瘀血汤”等方剂，治疗疟母、瘀血内停、五劳虚极、肌腹甲错、蓄血发狂、少腹硬满等疾病，配伍精当，疗效确凿，至今仍用于临床。书中还论述了虫类药的炮制方法，张仲景用炒制的方法减少水蛭、虻虫等虫药的毒吐，以增强其疗效，说明古代医家用药的审慎和临床经验的独特。

清代医家唐容川在《本草问答》中，论及虫类药的作用时说：“动物之功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动物之本性能行，而且具有攻性。他认为，比起植物类中药来，虫类药的药源丰富，临床应用广泛，其性善于“行”，则走而不守；尤善于“攻，而活血化瘀；适用于内、外、妇、幼诸科。如辛凉解表的蝉蜕，利水通淋的蝼蛄，熄风止痉的全蝎，通经消症的水蛭，理气止痛的九香虫，化痰散结的白僵蚕，补肺益肾的冬虫夏草等，都是虫类药中的佼佼者。

“以毒攻毒”是中医的基本治法之。古代医家认为，虫类药本身特殊的毒性，使其独具其他药物所不具有的攻邪疗效。近代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论述蜈蚣以毒攻毒的作用时说：‘性有微毒，而转善解毒。凡疮疡诸毒皆能消之。’书中还详述了具体的入药方法：‘用时宜带头足，去之则力减，且其性原无大毒，故不妨全用也’。可谓是临床应用虫类药的经验之谈。

清代医家叶天士是擅用虫类药的大家，他认为虫类药有善行不守的特性，指出疾病“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木不能见效，当以虫蚁疏逐，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明确指出虫类药搜剔经络之邪的疗效，要高于草木类的植物药。他的《临证指南医案》中使用虫类药的医案，多为沉疴痼疾，如治疗积聚、疟母者，常取蜣螂虫、蟅虫、全蝎活血通络、软坚散结；对于头痛、痹证等，每用全蝎、地龙、蜂房入络搜邪、熄风止痛。而疮疡和儿科痘疡者，则常用僵蚕、蝉蜕清热祛风、凉血解毒。叶称：“通络方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飞者升，走者降，血无凝着，气可宣通，辄仗蠕动之物，最能透达病根”。叶氏用虫类药，主张病分内外，药辨缓烈，除了辨证施治外，在剂型和给药。途径亦多有创见。如用蜣螂、蟅虫等治疗内科积聚、疟母等实证，则用米糊为丸或熬成膏剂内服，缓其攻伐之性以顾护病家正气，而用水蛭、蚰蜒治疗外科瘰疬、痔疮等，常制成敷药或栓剂等外用。多取其软坚化痰之力和祛邪通络之功。

章次公先生为近代名医，亦以擅用虫药而闻名医林。他的弟子编著的《章次公医案》中，收载了百余例虫类药医案，常用的虫药有地鳖虫、蜣螂虫、地龙、蝼蛄、蟋蟀、蜘蛛、僵蚕、全蝎、蜈蚣、蕲蛇、虻虫、蜂房、九香虫、五谷虫、蚕砂、蝉蜕等16种。章先生喜欢用虫药对药，如蝼蛄与蟋蟀，二者皆为利水消肿之品，研末吞服的疗效远胜于入煎者。章氏用其治疗心性、肾性、肝病、外伤等引起的水肿和小便不利之实证，常常有药下肿消之效。蕲蛇和蜂房，二药皆有祛风止痛、通络攻毒之功，章氏以二药同用，治疗风湿痹痛、外伤瘫痪等症。以蕲蛇治腰部风湿痛最佳，蜂房搜经络之风定痛为首选，临证时随症情而各有侧重。章氏常用地龙治疗高热、抽搐、惊厥、咳喘以及各种杂病中，络脉有淤阻兼小便不利之症。如热病惊厥病势危急者常与全蝎同用，以助熄风定惊之力。而痰壅肺闭的喘咳，常与僵蚕同用，以增其化痰散结之功。章氏还用虫类药创制了外用方，用于风寒头痛伴呕吐者，方用炙蜈蚣l条，冰片0.6克，共研成细末后，每3小时搐鼻一次，连连得嚏者佳。一位患“头风病”的赵姓患者，头痛数十年，痛在额颞处，初起每星期发作一次，后渐至每天头痛，久治无效。章氏辨为“血虚生风”的证型。方用僵蚕、全蝎两味虫药，配伍川芎、当归、丹皮、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