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长恨歌》课件.docxVIP

赏析《长恨歌》

我主张《》既非爱，也不是讽喻诗，而是一首承载着诗人满腔中兴热望的怀古咏史诗。有以下六点理由可供商。

第一，《长恨歌》不是爱情诗。

《长恨歌传》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祖籍太原)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指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首先，如果《长恨歌》是抒发诗人爱情失意，又何须陈王二人嘱咐，那岂不失之真诚。

其次，当时正值永贞内禅、宪宗即位、顺宗猝死，宫廷变当是热门话题。三位青年才俊聚在一起不谈政治却说风月，不合情理;提到唐玄宗不感叹顺宗谦和懦弱却说李杨爱情，亦不合情理。况且，的一生是以元和十年(815)的江州之贬为人生的分水岭。此前他“志在兼济”，此后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他当时正是“志在兼济”。初入仕途，诗人政治理想追求的是大唐帝国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但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贵为九五至尊的顺宗尚不得免祸，谁又敢用诗文对朝政评头论足?更何况白居易始罢校书郎，谪周至尉。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长恨歌传》的篇末议论是辩白避祸之辞，长恨歌与传都是托风月之事说政治之实。

再次，白居易自评《长恨歌》曰：“一篇《长恨》有风情”。显然将之比于《》“国风”，说这篇作品有风人之情，反映百姓风情，而非帝妃爱情。

第二，我认为《长恨歌》不是讽喻诗，仅止于怀古咏史而已。

主张讽喻诗的最重要理由便是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谴责李杨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此垂戒后世君王。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正处顺宗、宪宗权力更迭时期。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让位宪宗。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可知两位都是思图中兴之主，并无重色误国之虞。讽喻无从说起。

再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此前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诗人并没有把《长恨歌》划归“讽谕诗”一类，而是收归“感伤诗”之中。所谓“感伤”意即伤时感世，感伤盛世不再，中兴无期。

第三，中文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

自“渔阳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后，“中兴”便成为中唐的时代最强音，成为唐人解不开的心结。

于乾元二年(759)两京克复后作《洗兵马》，诗云“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又有《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诗云“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多可怜呵王孙，你万万不要疏忽，五陵之气葱郁，大唐中兴有望呀!在杜甫的“诗史”中明白地记载着中兴的愿望，这是人民的心声。

稍后，中唐诗人元结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写《大唐中兴颂》，再一次表达了中兴的愿望。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一个名叫刘的考生为言国家“中兴”，遭贬谪而冤死。好友极为悲痛，作《哭刘司户》，诗云“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弘。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足见“中兴”之论深入人心，多少有识之士为国家中兴奔走呼告，抛头颅洒热血。安史兵乱后，中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白居易毕生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创作理念，诗文必须成为时代喉舌。

“安史之乱”到元和元年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唐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皇帝。

肃宗是乱世天子，他在位6年致力平叛。代宗面对盛唐残局，东有藩镇割据，西有吐蕃侵扰，北有回纥要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德宗即位之初，颇思励精图治，减乐工，损服玩，禁止宦官受赂，罢诸处岁贡，政局为之一新。德宗亦思打击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但社会、政治条件并不成熟，反而引起一场大乱，爆发了朱滔、李希烈、朱等人的叛乱。最后，朝廷虽平定朱、李怀光、李希烈等之乱，但对其余叛镇只得以姑息让步换取乱事的结束。

顺宗在位不到一年，为后世留下了一次说不尽的革新运动。历史上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后来也有人称之为“永贞革新”。

显然，肃宗、代宗两朝穷于应付安史之乱及其善后工作，中兴无从谈起，仅限于政局稳定无事的奢望。德宗时期，社会、政治条件尚未成熟，急功近利，适得其反。那么，顺宗、宪宗两朝当是中兴的最佳时期。其时，社会稳定，国家富足，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制约着政治经济的新兴势力的发展。于是这股中兴势力，要求削夺藩镇与宦官的权力。顺宗、宪宗朝这种矛盾日渐尖锐，中兴终于摆上日程。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