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御窑的规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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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是瓷器的圣地，御窑则是景德镇的心脏。御窑作为专为皇家烧造瓷器的窑厂，其精髓在于“极致匠心”和“传承创新”。

在景德镇的母亲河昌江东岸，有峰峦遥列，绵亘数里，其中一峰独起，俯视四境，群峰环绕四周，犹如五龙争抢明珠，故名珠山。

明清两代御窑就建在这祥瑞之地珠山，“辟垣五里许”，规制宏阔，蔚为壮观。

自御窑创设之日起，中国陶瓷文化的历史脉动便以此为原点，从景德镇入紫禁城，而后行于九域，面向大海，沿着丝绸之路施及外洋，影响世界。

“天下窑器之所聚”

从“贡瓷”到“官窑”再到“御窑”，景德镇的瓷业辉煌始终与帝王的推崇密不可分。

据文献记载，景德镇生产贡瓷肇始于南北朝时期，陈至德元年（583），陈后主大建宫殿，“诏新平以陶础贡”。此后，昌南镇瓷器受到隋炀帝青睐。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大诗人柳宗元为饶州贡瓷写下《代人进瓷器状》，盛赞昌南镇瓷“器惭瑚琏，贡异砮丹”。

宋代昌南镇独创的青白瓷闻名遐迩，以宋真宗年号“景德”立镇后，朝廷即“置监镇一员，以奉御董造”。至宋神宗时期，景德镇瓷业兴旺，商贸发达，朝廷特在此设立“瓷窑博易务”，负责管理瓷器贸易和税收事宜。

元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开国不久，即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以“掌烧造磁器”。浮梁磁局级别不高，只有正九品，然而并不由浮梁县管理，而是直接隶属于将作院（主官正二品），在人才、技术、原材料等方面都代表一流水准。

景德镇就这样一路逆袭，终于凭实力出圈。

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将目光锁定在景德镇，创设御窑制度，下诏点燃了御器厂的熊熊窑火。这一把神奇的御窑之火跨越明清两朝，历经27位皇帝，燃烧了542年。

御窑称得上是全世界影响力最持久的城市规划之一。

在长达近6个世纪的时间里，御窑不仅窑火不熄，而且从来没有搬过家。明代御器厂建于珠山南麓，周围城垣约2.5千米，厂内建筑设置分管理和生产两个部分，有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大小横窑等6种20余座，规模宏大而气派。清代延续明朝御窑制度，只是改御器厂为御窑厂，范围亦基本相同。

御窑不同于一般的官窑，其最大特征是烧造的瓷器专供御用，没有皇帝的赏赐或许可，连皇亲国戚也不得享用。为了彰显皇家权威，御窑瓷器烧造须遵照皇帝旨意，由宫廷发放官样，御窑照样生产，往往不惜代价、不惜工本，只求高精。御窑产品验收非常严格，入选瓷器运送皇宫，稍有瑕疵即砸碎销毁，深埋地底，严禁流向外界。

御窑是我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在御窑的带动下，景德镇制瓷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其产量之高、质量之精、品种之丰富，令国内其他产瓷区望尘莫及。景德镇由此迎来了“天下窑器之所聚”、独领风骚600年的辉煌历史时期。

执掌“一切烧造事宜”的督陶官

御窑的管理与朝政息息相关，“督陶官”随之成为独具特色的陶瓷文化现象。

御窑督陶官是指受命于朝廷，负责监督指导御用瓷器生产的官员。作为御窑的最高管理者，督陶官个人的品行、能力、眼界和素养不仅事关御窑的生产，还影响着景德镇乃至全国瓷业的发展。

明代御器厂建立之初，督陶官多由工部员外郎、浮梁县丞等担任。随着宦官逐步登上明朝的政治舞台，太监督陶渐成常例。除极个别“贤而知书外”，大多数督陶宦官“贪黩苦孽”，衍生出诸多弊端。

清代革除宦官督陶的弊政，改由朝廷直接派员督陶，所派官员大多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对御窑发展颇有建树。

尤其是康雍乾时期的四大督陶官臧应选、郎廷极、年希尧和唐英，推动御窑瓷器生产臻于鼎盛，留下了无数传世名品。如今，故宫以及世界各大博物馆珍藏的传世古瓷，大多数产自御窑。

那么，督陶官如何管理御窑呢？

明代御器厂实行匠役制，工匠被分为编役、雇役和上班匠，他们的薪酬微薄，生活困苦。至明朝中后期，工匠消极怠工，御器厂难以完成朝廷下达的烧造任务，只能借助民窑力量。

于是，“官派民烧”“官搭民烧”渐成制度。虽然这一制度加重了民窑负担，但也将御窑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标准引入民窑，客观上促进了民窑技术水平的提高，不少民窑从为大众生产日用粗瓷的不入流作坊，跃升为与官窑同等水准的高精尖窑口，吸引了海内外瓷商雪片般的订单。

清代御窑厂全面实行雇役制，对工匠按工给值，按价支赏，调动了工匠的积极性，也提高了烧造效率。尤其是唐英任督陶官期间，善待窑工，并积极为工匠们解决医疗、住房、养老等生活问题，促使“镇人日以盛，镇陶日以精”。

清雍正六年（1728），在唐英的奏请下，朝廷准许将御窑落选瓷器变价出售，不再砸碎掩埋。御窑部分产品得以流到民间，景德镇民窑开始大量模仿御窑瓷器的造型、花纹、釉色。到清中后期，民窑生产规模远远超过御窑，其产品质量也不逊于御窑。

吐纳百代的极致匠心

在御窑旧址上，屹立着一座巍峨的楼阁——龙珠阁。登上阁顶，放眼俯瞰，只见古镇脉络如茂盛的根系般四面铺展。那一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