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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MIHO美术馆藏粟特石棺屏风

作者：荣新江著

自20世纪初以来，就有粟特石棺床陆续出土，由于文物出土后分散流失，因此影响了人们对其的正确认识。随着山西太原虞弘墓和陕西西安安伽墓的相继发现，使学者们可以辨别出一些属于同一系统的粟特石棺床，为东迁粟特人、入华祆教乃至汉唐中西关系史上的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92年，一套中国北朝时期的石棺床在美国纽约展出，11块石板上强烈的异族情调吸引了不少观众。朱安耐（A.L.Juliano）教授对这些图像做了初步研究，她认为这些反映异域情调的石棺床应当制作于6世纪后半叶，和响堂山的雕刻对比，它们更像是北齐时的作品。她还参考波斯萨珊图像，对狩猎图等做了解说[1]。这套石棺床随后被日本私家收购，作为“秀明收集品”而入藏日本美秀美术馆（MihoMuseum）[2]。

1995年，乐仲迪（J.A.Lerner）博士发表《6世纪中国的中亚人：一幅琐罗亚斯德教的丧仪图》一文，详细分析了表现丧葬的一幅图像：上半幅中是一个祭司，站立在火前护持圣火，表现的是祆教“户外奉献仪式”（afr?nagan），祭司后面还有一些送葬的人。下半幅有二女三男，身后有三匹马，向着树林方向走去，表示送死者到墓地。上下两幅图中间，有一只面朝火坛的小狗，表现祆教葬仪中的“犬视”（Sagd?d）过程。她推测墓主应当是在中国的一位粟特高级神职人员或商人[3]。

1996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其中3件，屈志仁（JamesC.Y.Watt）对丧葬、宴饮图和娜娜神像进行了分析介绍，并讨论了石屏风的原状，推测其和关林收藏的带石屏风的石棺床相似。又据突厥与北周、北齐关系的背景，以及图像上的突厥丧仪及汉式棺床，认为更可能是北周的产物，墓主人或许是住在北周境内娇生惯养的突厥人[4]。

1997年，朱安耐与乐仲迪合作为该馆的展览图录撰写了这套石棺床11块石板和两个门柱的考释，她们按照Miho这套石棺屏风摆放次序（编作A、B、C、D、E、F、G、H、I、J、K），依从左侧经后壁到右侧加以介绍，对照相关的中国考古数据和粟特图像，一一做出解释，指出其中有中亚人、嚈哒人、突厥人的形象，还比定了J石板上方的娜娜女神像[5]。随后，她们两位又发表了《文化的交叉路口：Miho美术馆藏棺床上的中亚与中国艺人》一文，分析了“婚礼图”（E）中和娜娜女神下的乐舞形象[6]。1998年7月，在耶鲁召开的“第三届丝绸之路研讨会”上，朱安耐与乐仲迪又介绍了这套石棺床的图像。但是，由于可资对比的材料不足，所以有相当一批学者对这组的风格迥异的新图像表示怀疑。

然而，随着1999年太原隋虞弘墓和2000年西安北周安伽墓的发现，所有疑问烟消云散。马尔沙克（B.I.Marshak）教授于2001年5月在北京大学讲演时，对比安伽、虞弘墓的材料，讨论了这套石棺床的部分图像及其年代。同年10月，朱安耐与乐仲迪又合作发表了《据考古新发现来再探Miho美术馆藏棺床》一文，结合安伽、虞弘、天水以及安阳石棺，讨论了一些共同的主题，如对祆教的暗示、狩猎图、宴饮图，指出其与粟特本土图像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五套石棺间的相同与不同点。最后还讨论了入华胡人用汉式葬法表现胡人祆教信仰，以及五套石棺所反映出的不同影响，这也正是南北朝时期地方势力强大的反映[7]。

马尔沙克的讲演内容，在《中国艺术中所见6世纪下半叶的粟特主题》一文中正式发表。他认为包括Miho石屏风在内的图像都是由中国工匠制作的，但表现的是异域的图像。对比粟特地区的壁画，他揭示了图像所展现的许多粟特因素，同时他认为披发者可以分成骑马的突厥人和骑象的嚈哒人两组，因此这套石棺床的时间上限是突厥灭嚈哒的565年[8]。

与此同时，姜伯勤教授也发表了《图像证史：入华粟特人祆教艺术与中华礼制艺术的互动——Miho博物馆所藏北朝画像石研究》一文，讨论了四臂娜娜女神像、伊兰人与突厥人会盟图、丧仪图、墓主宴乐图以及汉式双阙的意义[9]。

关于入华胡人采用汉式葬法问题，笔者在提交2000年7月北京大学考古系举办的“汉唐之间：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曾做过初步的考察，这篇文章2001年9月以《粟特祆教美术东传过程中的转化——从粟特到中国》为题发表[10]。同时，笔者还利用已知的六套石棺床（包括Miho，以及益都的一件），撰写了《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一文，讨论了粟特聚落内部的日常生活（宴饮、狩猎、种植）、祆教信仰、丧葬仪式等问题[11]。

2002年4月，耶鲁大学韩森（ValerieHansen）教授主持召开了“中国发现的粟特墓葬研讨会”（workshopontheSogdiantombsinChina），会上乐仲迪和朱安耐谈到了Miho石板的拼合问题，并提出某些石板位置复原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