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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观

[摘要]

本文从新制度主义理论出发，在梳理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基础上，运用新制度主义中有代表性的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主要观点及其发展重新诠释，以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认识和实践发展提供新的解读视角，并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的后续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历史制度主义理性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第一次由Sheldon（1924）①提出以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解读，自始致终都能引发理论工作者的关注和激发大家的研究兴趣，如Bowen(1953)②则关注了商人的“企业社会责任”；Steiner，G．A(1971)③认为，公司要在享有“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帮助公司实现全社会的愿望；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简称“AEDC”，1971）④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用“3个同心环”框架进行了概括；Carroll(1991)⑤则对企业社会责任以“金字塔模型”来反映……等。上述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描述或定义，是个不断深化、不断丰富的过程，由企业

所有者（股东）的经济利益扩大到全体相关者的社会利益，由企业自身的主体责任放大到企业的可自由裁量责任，由企业内部的相关责任推广到企业外部的社会责任。目前，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拓展到社会绩效、战略绩效等领域，而且引入了财务绩效和企业价值等内容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已经被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认证和实践者的极大重视，并把社会公众的关注提升到全新的高度和境界。然而，综观目前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阐述或定义，都是从范畴上延伸，从职能上拓展，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统领这些定义，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继续丰富和实践的不断完善。根植于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一方面要求体现规定、制度和概念等元素的特征,另一方面却不再强调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古典经济学假定——“合理预期”和“市场非异质”，这一理论以全新的视角对企业管理尤其是战略管理进行解释，进一步推动了组织战略管理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本文拟尝试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在回顾企业社会责任内容演变路径的之后，为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或本质提供一个新的把握视角。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新制度主义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首次由Sheldon（1924）1提出，他指出作为社会环境中的一员，企业要为与它有关联的个体、社区和生产经营领域承担一定的义务。自此，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开始得到企业关注并在实践中体现企业有承担社会责任的迹象，随着实践活动的逐渐开展，企业社会责任也在理论上获得了不断丰富和充实。但真正第一次给“企业社会责任”给出定义的是Bowen(1953)2，他在“商人社会责任”提出，作为一个经营者，公众的盼望或期待是他做计划、做决策和具体执行的参考依据。K.Davis（1960）⑥对CSR的解释比较全面，他认为现实中的社会权力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立足的基础，无论如何CSR也不能超越其上。

由于社会大众逐渐形成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大家对企业的注意点就过渡到非经济利益方面，关注点转移到整体与生态之间的联系。由此，涉及到的利害相关方也有了不同，由当时的投资者、客户、债权人和雇员等个体，延伸到行业及协会、政府管理当局、所在社区等联合体。美国经济发展

委员会（简称“AEDC”（1971）4创造性用“3个同心环”形式界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延。Steiner，G．A(1971)3指出，企业除了有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个任务外，也要把帮助有关个体达成一定的目标作为一个任务。

图一AEDC的CSR“3个同心环”

CarrollAB（1979）5以“三角形模型”较为经典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作了详细的解读，他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指社会公众对处于一定时段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在财务利益上、法理上、道德上和其他自行决断等方面的期许，主要包含财务责任、法务责任、道义责任和其他自行决策的责任。

到了80年代，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社会绩效，以及

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关系。到了90年代以后，又将社会绩效（socialperformance）、

自行决策责任道义责任

法务责任财务责任

图二：CarrollCSR的三角形模型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企业道德(businessethics)、公司公民权益(corporatecitizenship)等问题列入成为热点。同时，由于企业道德（BE）、

企业市民（CC）、社会责任审计（CSA）、社会责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