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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1引言

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是以国内市场为主体，激发国内市场的消费潜力，通过扩大居民消费刺激内需，实现经济良性循环。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可以吸收全球的要素资源，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各类要素资源的循环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为国内大循环释放新的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末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1.5%，数字经济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多年来，我国的消费主要依靠城镇居民，农村的消费占比一直不高，农村消费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所以要通过消费拉动内需进而推进国内大循环，还需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2文献综述

关于数字经济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李晓钟等[1]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背景下普惠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王刚贞等[2]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数字化支付、增加农村家庭收入、缓解信贷约束3个渠道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储政等[3]经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但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顾晓安等[4]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促进消费升级。甄静[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以移动支付为核心的数字化支付可以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之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探析了金融供给与城乡物流一体化在数字经济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所发挥的作用。

3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3.1变量说明

①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消费水平（cos），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衡量。

②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以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来衡量。本文主要借鉴王军等[6]、潘为华等[7]的测度方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4个维度构建我国各省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通过熵值法测度各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表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③控制变量。考虑到还有其他因素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社会保障水平（gua），以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农业机械化水平（am），以农业机械化总动力来衡量；城镇化水平（ur），以城镇人口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社会供给水平（sup），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

④中介变量：金融供给（fs），以人均涉农贷款（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衡量。

⑤调节变量：城乡物流一体化水平（wl），以城乡物流一体化综合指数来衡量。本文借鉴戴小廷等[8]、陈岫等[9]的测度方法，在选取城乡公路网密度、城乡投递路线密度、城乡人均拥有载货汽车量、城乡移动互联网用户普及率、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城乡人均公路货运量、城乡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人均收入比等8个指标的基础上，通过熵值法得出城乡物流一体化综合指数。

3.2模型构建

①为考察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式中，cos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dig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ε表示误差项；α0表示常数项；α1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α2表示控制变量的系数；μ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②为分析金融供给在数字经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式中，ρ0、τ0表示常数项；ρ1表示数字经济对金融供给的影响系数；τ1表示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τ2表示金融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ρ2、τ3表示相关控制变量的系数。

③为进一步考察城乡物流一体化在数字经济与农村居民消费间可能存在的调节机制，在式（1）的基础上引入数字经济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lndig×lnwl），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式中，ω0表示常数项；ω1表示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ω2表示城乡物流一体化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ω3表示交互项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ω4表示相关控制变量的系数。

3.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易得性，本文选取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西藏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小值为0.030，均值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