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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竞合条款的适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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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o1-2\h\u568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竞合条款的适用综述 1

26244（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基本法条 1

26058（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其他法条 2

16371．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

83202．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5

（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基本法条

司法实践中，大量被判处诈骗罪的被告人以帮信罪进行辩护，在司法机关判决构成诈骗罪以及不以帮信罪论处的论证中，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司法实务中帮信罪被认为是在证据无法证明犯罪通谋情形下的诈骗罪的妥协，在能够认定构成诈骗罪的情形下不考虑帮信罪竞合条款的适用。笔者认为这一事务做法的广泛应用正是上文中基本法条优于补充法条的体现，接下来笔者会结合具体案例，以网络犯罪基本法条之一的诈骗罪为例，论证帮信罪与基本法条竞合情形下的适用准则。

在邓威案参见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参见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1）湘05刑终107号。

在朱家辉案参见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参见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冀11刑终422号。

综上，从司法适用的论证过程及结果来看，在能够证明帮助行为人与诈骗罪实行行为人之间存在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的情况下，都会认定构成诈骗罪，且未采用第287条之二的第3款进行论证，这可以进一步证明诈骗罪与帮信罪之间是基本法条与补充法条的关系在实践中被有意无意地承认，理论上应当遵循基本法条优于补充法条，实践中也贯彻了这一原则。

（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其他法条

如前所述，帮信罪属于网络典型犯罪的补充法条，一般不应当存在与其他网络下游犯罪竞合的情况，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认定同时构成帮信罪与下游犯罪，依据补充条款的规定，从一重罪论处的情况。笔者看来，上述情况大量存在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对于帮信罪的性质理解有偏误，另一方面针对帮信罪与其他下游犯罪间的界分标准研究尚有欠缺。因此下文将从案例分析角度，结合帮信罪竞合条款的性质，总结帮信罪与典型下游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界分标准。

1．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需要进行区分的情况往往是在网络犯罪中对于违法所得进行转移的行为性质的认定。

这一行为性质的评价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帮信罪的“明知”是否包括事后帮助的明知。其体现在犯罪行为上则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帮信罪不适用于事后的帮助行为，即帮助行为产生促进作用应当发生于实行行为人进行犯罪预备或者实行犯罪的过程中。而掩隐罪的帮助行为发生于实行行为既遂之后，在网络犯罪中，一般表现为在被帮助对象犯罪行为既遂后，帮助行为人对犯罪所得进行转移等行为。在此观点下，如果帮助行为人同时提供事前或者事中的帮助，且事后帮助转移违法所得的，则同时构成帮信罪和掩隐罪，数罪并罚。另一种观点认为，帮信罪中的帮助行为包括事后的帮助。相应的在此理论下，如果帮助行为人在实行行为人进行犯罪预备或者实行犯罪的过程中提供了帮助，且又在实行行为既遂后，帮助转移犯罪所得，其一个行为同时触犯帮信罪和掩隐罪，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

从实践中看，以王化勃案参见山东省德州地区（市

参见山东省德州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鲁14刑终216号。

即利用其银行卡、身份信息进行支付结算的金额均在20万元以上。

在肖刚圣案参见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渝04刑终147号。

因此不难看出在帮信罪的实践过程中，对于事后帮助行为的明知并未承认。

综上所述，从行为的违法程度上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实行行为具有相较于帮信罪更强的违法性，掩隐罪的实行行为多数是积极的违法行为，而帮信罪的实行行为则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以提供银行卡帮助进行赃款转移结算这一行为为例，掩隐罪的认定既需要提供银行卡，且明知用于转移资金，并具有其他的帮助转移的行为，具有积极性；如果行为人仅提供信用卡，即使具有认识到可能用于犯罪的可能，没有其他帮助转账成功的行为，则仅认定为帮信罪，因此帮信罪的行为人相较于掩隐罪来说更消极。再者说，转移犯罪所得的前提是前罪的既遂即被害人丧失了财物的占有，因此也可以通过信用卡发生作用的时间来判断，发生在前罪实行行为中，还是发生在占有财产、前罪既遂后。

因此，以提供信用卡的帮助行为为例，如果被害人的财产直接转入帮助人提供的账户、信用卡中，则此时处于前罪的实行行为中，被害人正在处分自己的财产，当财产转移完毕、被害人丧失占有后，前罪既遂。在此情况下提供账户、信用卡的帮助行为作用于前罪既遂前，属于共同犯罪，要么构成帮信罪，要么构成前罪的共同犯罪。而如果被害人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