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两汉时期.pptVIP

两汉文论西汉初年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到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会议白虎观会议到王朝灭亡汉武帝罢黜百家到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会议01古代文论02特点03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诗教传统，保守性增强而批评性减弱04发展了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中积极的内容，并使之系统和深入05汉武帝罢黜百家到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会议06表现：《礼记·乐记》《毛诗序》两汉文论：扬雄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40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其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遂。后召为大夫。《三字经》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古代文论第一，扬雄把赋分为两类，一类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之赋，体同诗雅，符合诗三百的写作精神，得风雅之旨，有教化作用；而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则是“辞人之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扬雄把贾谊、司马相如也划入“辞人之赋”。第二，扬雄认为赋得共同特点是丽，美巧，华丽；而区别在于，诗人之赋，符合儒家的教化法则，“事辞称则经，言足容德之藻矣”，文质相称，有助于讽谏的目的。辞人之赋，则靡丽之辞闳侈巨衍，华丹乱窈窕，淫辞淈法度。形式的铺陈，文辞的华艳，损害了讽谏的旨意。第三，扬雄的辞赋批评影响很大，在辞赋发达的背景下提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别，是对赋体文学创作的理论性总结。晋人挚虞把赋分为“古诗之赋”和“今之赋”，赞扬“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批评“今之赋”，“丽靡过美”；（《文章流别论》）清人程廷祚谈“以理胜者，虽则弗丽；以词胜者，虽丽弗则。不则不丽，作者不为也”，（《骚赋论》下）显然是扬雄的观点的直接发挥。对赋的评价：扬雄对赋的评价早年很高，晚年否定。主要是人为辞赋片面地追求形式上的靡丽，忽视了儒家传统的文质关系的原则。古代文论对屈原的评价：过以浮，蹈云天对屈原的评价：认为屈原缺乏儒家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够明智，不应该对朝廷采取弃绝的态度。从儒家的君臣之道出发，认为遇与不遇是命运决定的，臣子不应该对君上表示不满，自恃才高而以死表示抗议。否则就是跨越臣道之言行，也就是说不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原则。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批评其作品“过以浮”，即作品极其华丽的文辞，不似儒家经典那样质朴；“蹈云天”，是指屈原作品中上天入地的夸张描写额，大量的神话、传说内容，不符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对屈原的肯定的评价：对屈原的人品，批评他不够明智，但肯定他品德高洁；对屈原的作品，也肯定其丽而有则，文质并茂。扬雄倡导文学创作必须合乎儒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六经为楷模。《礼记·乐记》古代文论特点蒋孔阳先生认为：“《乐记》的原书，应当是‘先秦旧书’。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这就说明了《乐记》所本的原书，是《周官》及先秦诸子言乐事者。它里面有孔、孟的言论，有荀况的《乐论》，还有《易·系辞传》、《左传》、《吕览》以至《礼记》中其他各篇有关的文章。正因为这样，所以，《乐记》有许多地方与它们相同。因此，《乐记》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汉初儒者搜集和整理了先秦谈乐的言论、特别是儒家谈乐的言论，综合起来，编辑成的一部著作。它的原作者，应当是先秦儒者，它的编辑者则是汉初儒者。”（见《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8页）新近出土的简帛文献已经证明了蒋先生的论述并不完全正确，但是，蒋先生的观点吸收了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关于《礼记》成书的思想，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稳健的说法《礼记·乐记》古代文论特点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音乐的本源《礼记·乐记》古代文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音乐的作用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言